卷下

　　程光禄师孟，吴下人，乐《易》纯质，喜为诗，效白乐天而尤简直，至老不改吴语。与王荆公有场屋之旧，荆公颇喜之。晚相遇，犹如布衣时。自洪州致仕归吴，过荆公蒋山，留数日。时已年七十馀，荆公戏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犹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无隐情也。

　　元丰间，道士陈景元博识多闻，藏书数万卷，士大夫乐从之游。身短小而伛，师孟尝从求《相鹤经》，得之甚喜，作诗亲携往谢。末云：“收得一般潇洒物，龟形人送鹤书来。”徐举首自操吴音吟讽之，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时王侍郎仲至在坐，顾景元不觉失声，几仆地。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初举进士登科，为睦州掾。旧初任官荐举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将知其名，与监司连荐之，物议喧然。及代还，至铨，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调。自是诏初任官须满考乃得荐举，自永始。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辞》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传之广也。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辞，而首言“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

　　富郑公为枢密副使，坐石守道诗，自河北宣谕使还，道除知郓州，徙青州，谗者不已，人皆为公危惧。会河北大饥，流民转徙东下者六七十万人，公皆招纳之，劝民出粟，自为区画，散处境内，屋庐、饮食、医药，纤悉无不备，从者如归市。有劝公非所以处疑弭谤，祸且不测。公傲然弗顾曰：“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麦大熟，始皆襁负而归，则公所全活也。于是虽谗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挠，而疑亦因是浸释。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适当此变，尝见其与一所厚书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数万人，胜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张侍郎舜民尝刻之石，余旧有模本，今亡之，不复见。

　　裴休得道于黄檗，《圆觉经》等诸序文，皆深入佛理，虽为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为言者佛也。李翺《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说文之。晚见药山，疑有与契而为佛者不道，以其为言者儒也。此道岂有二？以儒言之则为儒，以佛言之则为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闻，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纷然交相诋，卒莫了脱其实也。韩退之《答孟简书》论大颠，以为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隔碍，果尔，安得更别有佛法？是自在其说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翺《复性书》远甚，盖别而为二，必有知者，然后信之。李翺作《复性书》，时年二十九，犹未见药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与当时佛者之言无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则其学之久矣。然无一言近佛而犹微外之，与老庄并列，盖以世方力诋其说，不可与之争，亦不必争故尔。吾谓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翺。若王缙、杜鸿渐，以宰相倾心为佛事，盖本于因果报应之说，犹有意侥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诘、白乐天为佛则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斗，虽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简反欲乘其间而屈之，亦陋矣。《复性书》上篇，儒与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斋戒其心为未离乎静，知本无有思，则动静皆离，视听昭昭，不起于闻见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尝言，非自佛发之乎？末篇论鸟兽虫鱼之类，谓受形一气，一为物，一为人，得之甚难。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长而身为难得，则今释氏所谓“人身难得，无常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伤？而必欲操释语以诲人，宜其从之者既不自觉，而诋之者亦不悟其学之所同也。

　　宋武帝与殷仲文论音乐，云“正恐解则好之”，此言极有味也。世之好饮者必能饮，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强饮，未尝学奕而自喜为奕，凡事皆然。欲求简静安闲，莫若初无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绝也。吾少不幸溺于多闻，而喜穷理，每一事未晓，夜不能安枕，反复推研，必欲极其至而后止，于是世间事多得曲折。中岁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扫除，愿为土木偶人。茍一念暂起，似有分别起灭，即力止之。若触芒刃，若陷机阱。数十年来，此境稍熟，觉心内心外真若无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数百卷书尔。更期以年岁，当尽弃之。以无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无知难。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虽欲求此须叟之适，其可得哉！

　　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馀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

　　张友正，邓公之季子，少喜学书，不出仕。有别业，价三百万，尽鬻以买纸。笔迹高简，有晋宋人风味，尤工于草书。故庐在甜水巷，一日弃去，从水柜街僦小屋，与染工为邻。或问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缣素学书耳。”于是与约，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书数端。米元章书自得于天资，然自少至老，笔未尝停。有以纸饷之者，不问多寡，入手即书，至尽乃已。元祐末，知雍丘县。苏子瞻自扬州召还，乃具饭邀之。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友正既未尝仕，其性介，不多与人通，故其书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国初，有前与绍圣共政者欲反其类，首建议尽召元祐诸流人还朝，以为身谋。未几，元祐诸人并集，不肯为之用，则复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恶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张芸叟时以元祐人先罢，居长安里中闻之，壁间适有扇架，戏题其下曰：“扇子解招风，本要热时用。秋来挂壁间，却被风吹动。”时余季父仕关中，偶至长安，见芸叟道其事，指壁间诗以为笑乐。

　　李翺习之论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视远七者为胜。今吾山所乏者，独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无，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风气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虽日培之不植。许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许更无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馀本种之，仅能活一株，才三尺馀，视之如婴儿也。乃独宜柏，有伐以为椽者。睢阳近亳，有桧而见推重，州宅堂前有两株樛枝者，约高二丈馀，百年物也。至杉，则三州皆无之。木之佳者，无如是四种，而余仕四方，未尝兼得。今此山乃无不宜，种之得法，十年间便可合半抱，惟柏长差比迟尔。今环余左右者，略有数千株。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桧深密纡盘似管幼安，杉丰腴秀泽似谢安石，柏奇峻坚瘦似李元礼，吾闲居久，宾客益少，何幸日得与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尝谓吾木会有时而老，但吾不及见也。然习之记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桥下无水，麓山力不副天奇，灵鹫拥前山不可远视，峡山少平地，泉出山无所潭，此五所者，极天下之奇观，犹不能备，况吾居独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终不能无累，余虽忘此，而每见潭水澄澈、高木郁然，未尝不有慕。圆证寺大松合抱三十馀株，夹道蔽日，犹国初时故物。石桥合诸涧水道朱氏怡云阁之前，其深处水面阔四五丈，张文规所谓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喷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庐不满三里，自可为吾之别馆。但寺僧不好事，比岁松有伐而薪者，当祝使善护持之。朱氏子约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间泉上，暇日时往来，则习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顾各有偏胜，亦视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养，气节不可不激，学术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茍以是存心，随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乔、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汝曹方读《唐书》，当以是类求则有益，其他琐细与无用之空文，不足多讲，徒乱人意尔。

　　曾从叔祖司空道卿，庆历中受知仁祖，为翰林学士，遂欲大用。会宋元宪为相，同年素厚善，或以为言，乃与元宪俱罢。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为三司使，而陈恭公尤不喜。适以忧去。免丧不召，就除知澶州，风节凛然。吾大观中亦忝入翰林，因面谢略叙陈。太上皇闻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时叠为学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继于数世之后。不唯朝廷得人，亦可为卿一门盛事。”吾顿首谢。今之叨冒，仁宗不得尽施于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无前人报国之一二，每怀眷遇，未尝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讳温叟，与子瞻同年，议论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为转运使浙西。适大水灾伤，子瞻锐于赈济，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无滥，且以杭人乐其政，阴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亲行部，一皆阅实，更为条画，上闻朝廷主公议。会出度牒数百付转运司，易米给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与郡守职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职？”卒视它州灾伤重轻，分与之。子瞻怒甚，上章诋公甚力，廷议不以为直，乃召公还，为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虽伤于滥，不害为仁，而公之守不茍其官，亦人所难见，前辈居官，无不欲自行其志也。

　　仁庙初即位，秋宴。百戏有缘撞竿者，忽坠地，碎其首死。上恻然怜之，命以金帛厚赐其家，且诏自是撞竿减去三之一。晏元献作诗纪之曰：“君王特轸推沟念，诏截危竿横赐钱。”余往在从班侍燕，时见百戏撞竿才二丈馀，与外间绝不同。一老中贵人为余言，后阅元献诗，果见之。庙号称仁，信哉！

　　祖宗澶渊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尝不经营。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获燕王头”。宣和末，北方用师，其大帅夔离不尝王燕，为边害，朝论必欲取之。未几，大将乃捕斩夔离不，函其首以献，诏藏之太社头库。天下皆上表贺，而其实非也。士大夫为庆者，每相视笑曰：“遂获燕王头耶。”

　　“和尚置梳箆”，亦俚语，言必无用也。崇宁中间改僧为德士，皆加冠巾。蔡鲁公不以为然，尝争之，不胜。翌日，有冠者数十人诣公谢，发既未有，皆为赝髻，以簪其冠。公戏之曰：“今当遂梳箆乎？”不觉烘堂大笑，冠有坠地者。

　　崇宁二年，霍侍郎端友榜，吾为省试点检官，安枢密处厚为主文，与先君善，一见以子弟待吾。处厚前坐绍圣间从官放归田里，至是以兵部尚书召还朝。尝中夜召吾语，因曰：“吾更祸重矣，将何以善后？”吾曰：“公不闻蔺相如、廉颇、郭汾阳、李临淮、张保皋、郑年事乎？缙绅之祸，连结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国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旧怨，以李文饶为戒，祸何从及？”处厚意动，矍然起，执吾手步庭下。时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视星斗灿然，以手指天曰：“此实吾心。”因问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独不记保皋与年为何事？”吾言：“杜牧之所书新史略载之矣。”还坐室中，取《唐书》检视，久之曰：“吾未有策题，便当着此，以信吾志。”遂论六人以策进士。

　　佛氏论持律，以隔墙闻钗钏声为破戒，人疑之久矣。苏子由为之说曰：“闻而心不动，非破戒，心动为破戒。”子由盖自谓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场，内外墙壁初谁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见有墙为隔是一重公案，知声为钗钏是一重公案，尚问心动不动乎？吴僧净端者行解通脱，人以为散圣。章丞相子厚闻，召之饭，而子厚自食荤，执事者误以馒头为馂馅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馂馅，知其误，斥执事者而顾端曰：“公何为食馒头？”端徐取视曰：“乃馒头耶？怪馂馅乃许甜。”吾谓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时尝从信州道士吴自然授指法，亦能为一两弄。怠而弃去，然自是每闻善琴者弹，虽不尽解，未尝不喜也。大观末，道泗州，遇庐山崔闲，相与游南山十馀日。闲盖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弹，终日不倦。泉声不甚悍激，涓涓淙潺，与琴声相乱，吾意此即天籁也。闲所弹更三十馀曲，曰：“公能各为我为辞，使我它日持归庐山时倚琴而歌，亦足为千载盛事。”意欣然许之。闲乃略用平侧四声，分均为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无其谱，闲盖强为之。吾时了了略解，既懒不复作，今盖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隐》一曲，以王琚旧辞增损而足成之，虽无弹者，可歌成声，适吾意时当稍依此自为一篇，以终闲志也。

　　《真诰》载萼绿华事，细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晋人好奇，稍缘饰之尔。紫姑神止为诗文，自托于仙，不与人相接，而萼绿华事乃近亵，岂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释氏至四禅天乃无欲，自三禅而下，皆未免于欲，萼绿华盖未离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谓仙者，岂真与世人同，仅有偶而已。后世缘是，遂肆为渎慢高真之言，无所不至，流俗争信之。唐人至有为后土夫人传者，今所在多有为后土夫人祠，而扬州尤盛，皆塑为妇人像。流俗之谬妄如此，亦起于西汉所谓神媪者，谓小孤为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盖以讥武后，然托论亦不当如此也。

　　毒热连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目为胜处，亦觉相薰灼。忽自诃曰：“冰蚕火鼠，此本何物？习其所安，犹不知异。今此热相初从何来，乃复浪为苦乐耶。”一念才萌，顾堂室内外，或阴或日，皆成清凉国土，戏以语群儿，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电暴风，骤至坐间，草木掀舞，池水震荡，群儿欣然，皆以为快。因问：“遂若是凉耶？抑来日复有热耶？来日复热，则汝之快者，将又戚然矣。”自吾之视群儿，固可笑，然吾行于世且半生，几何不为群儿？得无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释氏论佛，菩萨号皆以南谟冠之，自不能言其义。夷狄谓拜为膜，音谟。《穆天子传》膜拜而受，盖三代已有此称，若云居南方而拜。膜既讹为谟，又因之为南无、南摩。《后汉·楚王英传》“伊蒲塞”之馔，伊蒲塞即梵语优婆塞，时佛语犹未至中国，盖西域之译云。然如身毒与天竺，其国名尚讹，况于语乎？

　　《唐书·李绛传》载论罢吐突承璀，请撰安南寺圣德碑事，云“宪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旧史，欧文忠遂谓古碑先立而后书。余家有李绛论事，载此甚详，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华岳碑，不言已立碑也。绛既论，帝报可已。不令建立碑楼，便遣拽倒，乃记承璀奏楼功绩大，请缓拆。帝遣百牛倒之，则所倒乃碑楼，非碑石也，新史乃承旧史之误尔。凡书要以便事，何为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绛伏奏愈切，乃悟石集本是奏疏，从中报可，无怒事，尤见其妄。

　　《列子》书称子列子，此是弟子记其师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刘禹锡自作传，称子刘子，不可解，意是误读《列子》。

　　天下真理日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驰，自不见耳，惟静者乃能得之。余少常与方士论养生，因及子午气升降，累数百言，犹有秘而不肯与众共者。有道人守荣在旁笑曰：“此何难？吾常坐禅，至静定之极，每子午觉气之升降往来于腹中，如饥饱有常节。吾岂知许事乎？惟心内外无一物耳。非止气也，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亦未尝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长而验之，知其不诬也。在山居久，见老农候雨旸，十中七八，问之无他，曰“所更多耳”，问市人则不知也。余无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户门，往往僮仆皆未兴。其中既洞然无事，仰观云物景象，与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为阴、为晴、为风、为霜、为寒、为温，亦未尝不十中七八。老农以所更，吾以所见，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玨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几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馀器，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范之才为湖北察访，有绐言泽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见于外，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亟以上闻，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凡境内陂泽悉干之，掘数十丈，讫无有，之才寻见谪。

　　庆历中，西方用师一委韩公、范文正公，皆为招讨副使。未几，韩公以任福败好水，左迁秦州；文正擅报元昊书，迁耀州，皆夺使事，盖居中有不乐之者。仁宗忧边事无所付，且未决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尧臣时为翰林学士，乃以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当权者意欲使附己，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为夷狄所畏，忠勇无比，将御外敌，非二人不可。且辨任福败不缘帅，皆请还之，并荐其麾下狄青、种世衡等二十馀人可为大将。议与当权者忤，尽格不行。会公言泾原贼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窥关中，请益兵预备，亦不行。而明年葛怀敏之败，正自泾原，仁宗始悟，复行公策而还二公，讫降元昊。议者谓保全关辅虽韩、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尽以石为研，端溪石虽后出，未甚贵于世。盖晋宋间善书者，初未留意于研，往往但以器贮墨汁，故有以铜铁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研，当时以为宝，下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甫知长安，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亟取《唐书》示之，无不惊叹，李氏研遂不敢复出。非原甫精博，固无与辨，然李氏亦非善为研计者，研但论美恶，诚可为宝，何必问久近耶？近世有言许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弃之。若论李氏研，则许敬宗真赝亦未可知。然好恶之或如此，彼为研者美恶自若，初何预知，而或以有年而贵，或以人而废，重可笑也。

　　刘原甫博物多闻，前世实无及者。在长安，有得古铁刀以献，制作极巧，下为大环，以缠龙为之，而其首类鸟，人莫有识者。原甫曰：“此赫连勃勃所铸龙雀刀，所谓‘大夏龙雀’者也，鸟首盖雀云。”问之，乃种世衡筑青涧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获玉印遗之者，其文曰“周恶夫印”，公曰：“此汉条侯印，尚存于今耶。”或疑而问之，曰：“古亚、恶二字通用。《史记》卢绾之孙他人封亚谷侯，而《汉书》作恶谷是矣。”闻者始大服。因疑史条侯名，遂作恶父之，亚音未必。然春秋魏有丑夫，卫有良夫，盖古人命名，皆不择其美称，亦多有以恶名者，安知“亚夫”不为“恶夫”也？

　　韩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时铜枓一，状如勺，以今尺度之，长一尺三寸，其柄有铭，云“大官乘舆十湅铜枓，重三斤九两。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闳、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六枓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记·赵世家》赵襄子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以枓击杀之是已。湅，《周官》音炼。据《汉书》，莽改始建国六年为天凤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凤上犹冒始建国，盖通为一称，未尝去旧号。上戊，莽所作历名，莽自以为土德王，故云。宣和间公卿家所藏汉器杂出，余多见之，唯此器独见于韩氏。

　　国朝监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尝再任通判。人有阙，则中丞与翰林学士知杂叠举二人，从中点一人除，宰相不与也。韩公为中丞，以难于中选，乃请举京官以为里行，遂荐王观文陶。治平初，御史缺，台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内批自除二人。范尧夫以江东转运判官为殿中侍御史，吕微仲以三司盐铁判官为监察御史。里行得人之效，乃见于再世二十年之后，古未有也。

　　唐制，诏敕号令皆中书舍人之职，定员六人，以其一人为知制诰，以掌进画。翰林学士初但为文辞，不专诏命，自校书郎以上，皆得为之。班次各视其官，亦无定员，故学士入，皆试五题，麻诏敕诗赋，而舍人不试，盖舍人乃其本职，且多自学士迁也。学士未满一年，犹未得为知制诰，不与为文。岁满，迁知制诰，然后始并直。本朝既重学士之选，率自知制诰迁，故不试，而知制诰始亦循唐制不试。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为之，化基上章辞不能，乃始中书并召试制诰二首，遂为故事。其后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试而用，欧阳文忠公记唯公与杨文公、陈文惠公三人者，误也。

　　唐御膳以红绫饼餤为重。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会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饼餤赐之。卢延让在其间，后入蜀为学士，既老，颇为蜀人所易。延让诗素平易近俳，乃作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王衍闻知，遂命供膳，亦以饼餤为上品，以红罗裹之。至今蜀人工为饼餤，而红罗裹其外，公厨大燕，设为第一。

　　吴正肃公育罢政事，守蔡州。尝即州宅为容斋，自序其意，以为上为天子所容，中为士大夫所容，下为吏民所容。又谓知足而心虚旷，然后能容。达生以为寓，则无往而不容，且作诗著之。余为蔡守时，已不复存，物色其处，西北隅仅有屋四楹，深不满三丈，手可及檐，意以为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旧，以见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诗，因刻之壁间。高贤遗迹，世不多有，况公之名德风节，相去未百年，而来者曾不经意，况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动，昼夜不止。未几，交趾入寇，城几陷。其后又动，而侬智高反，围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宁元年又动，郡守钱师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无他。物理不可解，佛岂为是也哉！以五行传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东宣州，大火几焚其半。前此亦有铁佛坐高丈馀，而身忽叠前，叠却若俯而就人者数日。土人方骇，既而火作，盖几邕州之异也。

　　本朝大乐，循用王朴旧律，大抵失于太高，其声噍杀而哀。太祖时，和岘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制，以为高五格，又请下其三。乐成反低，人不以为然，废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岘止下一律，议者亦不为善也。燕乐律亦高，歌者每苦其难继，而未有知之者。熙宁末，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献言，谓方响尤甚，与丝竹不协，乃使更造方响，以准诸音，于是第降一律，讫后用之至崇宁云。

　　大乐旧无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埙亦木为之，是八音而为木者三也。元丰末，范蜀公献《乐书》，以为言而未及行，至崇宁更定大乐，始具之。旧又无篪，至是亦备。虽燕乐，皆行用。

　　国朝馆职、制科及进士第一人试用既有常法，馀皆以大臣荐其所知而无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论，而进士第一人与大臣所荐犹循用诗赋。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诏宰相、参知政事各举五人。时韩魏公、曾鲁公为宰相，欧文忠、赵康靖公为参政，共荐二十人。未及召试，而神宗即位，乃先择其半，与府界提点陈子东奏事称旨，特命附试者十一人皆入馆。吴申为御史，言诗赋不足得士，请自是杂以经史、时务，试论策。乃命罢诗赋，试以策论二道，然终神宗之世未尝行。盖自更官制，在内者与职事官杂除，在外赏劳以为贴职者，但以为宠也。元祐初，举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枢密院与同知亦荐，遂用熙宁之令，试策一道。绍圣后不复行。四十年间，唯治平、元祐两见而已。盖必欲得材而慎其选，自不能数也。

　　世言不服药胜中医，此语虽不可通行，然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投药反败之，不得为无益也，吾阅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见他人得效，从而试之，亦或无益而反有害。魏晋间尚服寒食散，通谓之服散。此有数方，孙真人并载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谧服之，遂为废人，自言性与之忤，违错节度。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甚至悲恚欲自杀，此岂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发者，亦是数见”，言服者而不闻有甚利，其为害之甚，乃有如谧，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药，中岁以后，或有劝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烦，过江后亦复难得药材。每记《素问》“劳佚有常，饮食有节”八言，似胜服药也。

　　韩退之《孔戣墓志》言：“古之老于乡者，将自佚，非自苦；闾井田宅具在，亲戚之不仕与倦而归者，不在东阡在北陌，可杖屦来往也。”谓戣为无是欲留之，此姑为说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后可去，岂善为戣计者耶！戣时年七十三，归不及岁而卒。如退之所云“闾井田宅”、“亲戚”，谁且无之？顾不必尽求备。能如戣毅然刚决，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终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与魏文帝笺曰：“南阳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述时年六十三，辞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践之，不但为美谈也。

　　阮裕为临海太守，召为秘书监，不就。复为东阳太守，再召为侍中，又不就，遂还剡中以老。或问裕屡辞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为高。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尔？”人情千载不远，吾自大观后，叨冒已多，未尝不怀归，而家旧无百亩田，不得已犹为汝南、许昌二郡，正以不能无资，如裕所云。既罢许昌，俸廪之余，粗可经营了伏腊，即不敢更怀轩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绝，则二郡之赐也。但吾归而复出，所得又愈于前，则不能无愧于裕。

　　楚州紫极宫有小轩，人未尝至。一日，忽壁间题诗一绝云：“宫门闲一入，独凭阑干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相传以为吕洞宾也。余尝见之，字无异处，亦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刔其黑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孙卖鱼者，初以捕鱼为业，忽弃之而发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灾福，无不验者，遂争信之。昼往来人家，终日不停足，夜则宿于紫极宫。灾福亦不可问，或谬发于语言，或书于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测。久而推其故，皆有为也。宣和末，尝召至京师，狂言自若。或传其语有讥切者，罢归，固与当时流辈异矣。兵兴，不知所终。

　　范尧夫每仕京师，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于家，往往镌削过为简俭，有不饱者，虽晚登政府亦然。补外则付之外厨，加料几倍，无不厌。余或问其故，曰：“人进退虽在己，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则劳且不足，在外则逸而有馀，故处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为乐，而无顾恋京师之意，于吾亦一佐也。”前辈严于出处，每致其意如此。

　　张湛授范宁目痛方云：“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视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簁，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棰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虽戏言，然治目实无逾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复加之赤眚。此六物讫不能兼用，故虽杂服他药，几月犹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当数十倍他人，安得不敝？岂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复补湛？历数自阳里子、东门伯、左丘明、杜子夏、郑康成、高堂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阳里子、东门伯不可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读书者，安可不惧？要须尽用其方，不复加减，乃有验也。

　　杜牧作《李戡墓志》，载戡诋元白诗语，所谓“非庄人雅士所为，淫言媟语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论，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概谓“淫言媟语”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称之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观牧诗，纤艳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书》取为牧语，论《乐天传》，以为救失不得不然，盖过矣。牧记戡母梦有伟男子持双儿授之，云“予孔丘以是与尔”，及生戡，因字之天授。晁无咎每举以为戏曰：“孔夫子乃为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诡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时初喜画马，曹、韩以来未有比也。曹辅为太仆少卿，太仆视他卿寺有廨舍，国马皆在其中，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有不暇与客语者。法云圜通秀禅师为言：“众生流浪转徙，皆自积劫习气中来。今君胸中无非马者，得无与之俱化乎？”伯时惧，乃教之，使为佛像，以变其意，于是深得吴道子用笔意。晚作《华严经》八十卷变相，李冲元书其文，备极工妙，不及终而以末疾废，重自太息。既不能复画，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画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贵。宣和间，其画几与吴生等，有持其一二纸取美官者踵相继，而伯时无恙时，但诸名士鉴赏，得好诗数十篇尔。

　　杜牧记刘昌守宁陵，斩孤甥张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尝以《李希烈传》考之也。希烈围宁陵时，守将高彦昭，昌乃其副，贼坎城欲登，昌盖欲引去，从刘元佐请兵，出不意以捣贼。彦昭誓于众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诚善。然我为守将，得失在生人。今士创重者须供养，有如弃城去，则伤者死内，逃者死外，吾民尽矣。”于是士皆感泣，请留，昌大惭。则全宁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计刘元佐间能拒守当在彦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语言为文字，故不复审虚实。希烈围宁陵四十日，而谓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败希烈，而云韩晋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围，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彦昭不得立传，计是官不至甚显而死，故昌得以为名。赵充国云：“兵者，国之大事，当为后法。”昌为将固多杀，正使有之犹不足为法，况未必有。聊为辨正，以信史氏之说。

　　张文孝公观一生未尝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尝作真字。文孝尝自作诗云：“观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可见其志也。祁公多为监司，及帅在外，公家文移书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书者问焉，久之乃稍尽解。世言书札多如其为人，二公皆号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谓文孝谨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绳墨，自应不解作草字；祁公虽刚方清简，而洞晓世故，所至政事号神明，迎刃而解，则疏通变化，意之所乡，发于书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书者三人：智永、怀素、高闲也。智永书全守逸少家法，一画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见于世者，亦无他书，相传有八百本。余所闻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亲见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择处。逸少书至献之而小变，父子自不相袭。唐太宗贬之太过，所以惟藏逸少书，不及献之。智永真迹深稳精远，不如世间石本用笔太碍也。怀素但传草书，虽自谓恨不识张长史，而未尝秋毫规模长史，乃知万事必得之于心，因人则不能并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怀素千文，在其子授处。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为全物也。高闲书绝不多见，惟钱彦远家有其“为史书当慎其遗脱”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为一家。盖得韩退之序，故名益重尔。

　　叶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宁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试，时前取上舍优等久矣。省中策问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见《马援传》者，亟录其语用之，而不及详，乃误以援为愿，遂被黜。方新学初，何尝禁人读史，而学者自尔。源言，之亦自以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宁立三舍法，虽崇经术，亦未尝废史，而学校为之师长者，本自其间出，自知非所学，亦幸时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诋之。尹天民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记》而下，至《欧阳文忠集》焚讲堂下，物论喧然。未几，天民以言事罢。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故事，进士闻喜燕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伯通无以对，曰：“非谓此诗，恐作律赋省题诗害经术尔。”而当时实未有习之者也。

　　吴门下喜论杜子美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梁中书子美亦喜言杜诗，余为中书舍人时，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与白事，坐未定，即首诵杜诗，评议锋出，语不得间。往往迫上马不及白而退。每令书吏取其诗稿示客，有不解意以录本至者，必瞑目怒叱曰：“何不将我真本来！”故近岁谓杜诗人所共爱，而二公知之尤深。

　　欧阳文忠公为举子时，客随州，秋试试《左氏失之诬论》，云：“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为一场警策，遂擢为冠。盖当时文体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变，孰能遽革？词赋以对的而用事切当为难，张正素云：庆历末有试《天子之堂九尺赋》者，或云：“成汤当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历阶而升，止余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汤九尺，《史记》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为善，一以为不善，争久之不决，至上章交讼，传者以为笑。若论文体固可笑，若必言用赋取人，则与欧公之论何异，亦不可谓对偶不的而用事不切当也。唐初以明经、进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远，皆帖经文而试时务策，但明经帖文通而后口问大义，进士所主在策，道数加于明经，以帖经副之尔。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二篇，初无定名，《唐书》已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尊事耆老。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亦能因其习俗以成美意。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参政厚之居名衮绣坊；富秘监严居名德寿坊；蒋密学堂居尝产芝草，名灵芝坊；范侍御师道居名豸冠坊；卢龙图秉居奉其亲八十馀，名德庆坊；朱光禄阙居有园池号乐圃，名乐圃坊。临流亭馆以待宾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为名。褒德亭以德寿富氏也，旌隐亭以灵芝蒋氏也，蒋公盖自名其宅前河为招隐溪，来者亦不复敢辄据。此风惟吾邦见之，他处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献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赐上字遵。好学，从杨大年作诗，以师礼事之，死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为间燕、会贤二堂，一时名公卿皆从之游。卒谥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谥者，人不以为过。其后李用和之子玮，复尚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为老李驸马，所居为诸主第一。其东得隙地百馀亩，悉疏为池，力求异石名木，参列左右，号静渊庄，俗言李家东庄者也。宣和间，木皆合抱，都城所无有。其家以归有司，改为撷芳园。后宁德皇后徙居，号宁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词见称诸公间，杨大年尝为序其诗，为《间燕集》二十卷。柴宗庆亦尚太宗鲁国公主，贪鄙粗暴，闻公武有集，亦自为诗，招致举子无成者相与酬唱。举子利其馀食，争言可与公武并驰。真宗东封亦尝献诗，强大年使为之序。大年不得已为之，遂亦自名其诗为《平阳登庸》一集，镂板以遗人，传者皆以为笑。

　　庄子言蹈水有道，曰：“与济俱入，与汩偕出。”郭象以为磨翁而旋入者，济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今人言汩没，当是浮沈之意。

　　太宗敦奖儒术，初除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谕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唐故事，学士礼上，例弄猕猴戏，不知何意。国初久废不讲，至是乃使敕设日举行，而易以教坊杂手伎，后遂以为例。而余为学士时，但移开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复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数尔。大观末，余奉诏重修《翰林志》，尝备录本末。会余罢，书不克成。

　　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之。文穆处其间九年乃出，从秋试，一举为廷试第一。是时太宗初与赵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而志在幽燕，试《训练将赋》。文穆辞既雄丽，唱名复见容貌伟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为参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后诸子即石龛为祠堂，名曰肄业，富韩公为作记云。

　　吕文穆公既登第，携其母以见龟图，虽许纳之，终不与相见，乃同堂异室而居。贾直孺母少亦为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请奉其出母而归，与其后母并处。既贵，二母犹无恙，并封。二人皆廷试第一，虽为出母之荣，而父子之间礼经所无有者，处之各尽人情，为难能也。

　　《唐书·李藩传》记笔灭密诏王锷兼宰相事，《会要》崔氏论史官之失，其说甚明。而《新史》犹载之，岂未尝见崔所论耶？然即本传考之，藩为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还可也，何用更灭其字？自可见其误矣。给事中批敕事，亦非是。唐制，给事中诏敕，有不便，得涂窜奏还，谓之涂归，此乃其职事，何为吏惊请联他纸？藩名臣，二事尤伟，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当核实尔。吾谓此本出批敕一事，盖虽有故事，前未有能举其职者，至藩行之，吏所以惊。后之美藩者，因加以联纸之言，又益而为王锷事，不知适为藩累也。据《王锷传》，锷自河东节度使加平章事，《会要》以为元和五年，正藩为相时。大抵《新史》自相抵牾，类如此。

　　唐以金紫、银青光禄大夫皆为阶官，此沿袭汉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之称也。汉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此三府官之极崇者。夏侯胜云：“经术茍明，取青紫如拾地芥。”盖谓此也。颜师古误以青紫为卿大夫之服，汉卿大夫盖未服青紫，此但据师古当时所见尔。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则有绶。魏晋后既无佩印之法，唐为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禄大夫之下。汉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宫门为职，初非所贵重，何以是为升降乎？古今名号沿革，颠倒错忤，盖不胜言，独怪元丰官制诸儒，考核古今甚详，亦循而弗悟，故遂为阶官之冠。

　　《汉书·李陵传》言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檗其短，孟康注以酒教为媒，曲为檗。师古引齐人名曲饼为媒，谓若酿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语，唐《新史》记程元振恶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别有据耶，抑以意自为也？《春秋外传》有云蝎谮焉避之者，蝎音遏，木蠹也，言谮由中出如蠹然。或谓取诸此，然亦奇矣。

　　旧说崔慎为瓦棺寺僧后身，崔慎父为浙西观察使时生慎，至七岁，犹未食肉。忽有僧见之，掴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荤。凡世间富贵人，多自修行失念中来，或世缘未绝，有必偿之不可逃者。房次律为永禅师后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为，略无修行之证，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记与叶致远会甘露寺，坐间有举此事者，致远时有所怀，忽忿然作色曰：“吾谓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执之十字路口，痛与百掴，方为快意？”闻者绝倒。

　　国初，州郡贡士犹未限数目，太宗始有意广收文士，于是为守者率以多士为贵。淳化三年，试礼部遂几二万人，自后未有如是盛者。时钱枢密若水知举，廷试取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为第一，而丁晋公、王冀公、张邓公三宰相在其间。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则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世以释举佛者，犹言杨、墨、申、韩，今以为称者，自不知其为姓也。贫道亦是当时仪制定以自名之辞不得不称者，疑示尊礼，许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讳，盖自唐已然，而贫道之言废矣。

　　吕许公初荐富韩公出使，晏元献为枢密使，富公不以嫌辞，晏公不以亲避，爱憎议论之际，卒无秋毫窥其间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诚难能也。及使还，连除资政殿学士，富公始以死辞不拜，虽义固当，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几，晏公为相，富公同除枢密副使，晏公方力陈求去，不肯并立。仁宗不可，遂同处二府，前盖未有比也。

　　张司空齐贤初被遇太宗，骤至签书枢密院。会北伐契丹，代州正当虏冲，而杨继业战殁，帝忧甚，求守之者。齐贤自请行，既至，果大败虏众。时母晋国夫人孙氏年八十馀，尚无恙，帝数召至宫中，眷礼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孙也，尝出帝亲礼面赐孙氏一诗示余，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齐贤盖代州遂入相，圣言简质，不为文饰，群臣安得不尽心乎？诗、诏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见之者。

　　国朝宰相致事，从容进退，享有高寿，其最著者六人：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韩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庞颖公七十六。文潞公虽九十二，而晚节不终，士论惜之。张邓公仍自相位得谢，尤为可贵。

　　韩建粗暴好杀，而重佛教。治华州，患僧众庞杂，犯者众，欲贷之则不可尽，治之则恐伤善类，乃择其徒有道行者，使为僧正，以训治之。而择非其人，反私好恶予夺，修谨者不得伸，犯法者愈无所惮。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传者虽笑，然亦适中理。

　　《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而议者疑。元稹《望云骓歌》有“骑骡幸蜀”之语，谓仓卒不应仪物犹若是盛，遂欲以为非幸蜀时事者，终不能改也。山谷间民皆冠白巾，以为蜀人为诸葛孔明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然不见他书。

　　欧文忠初以张氏事，当权者幸，以诬公，亟命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为诏狱，与中贵人杂治，冀以承望风旨。中外谓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无所挽，卒白公无他。当权者大怒，坐责泰州监税，五年不得调。后治狱者，亦不过文致公贷用张氏奁具物坐贬尔。安世寻卒于至和间，终广西转运使，官既不甚显，世无知之者。其为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为墓志，仅载其事。

　　吕许公在相位，以郊礼特加司空，力辞不拜。既病，归政事，仁宗眷之犹厚，乃复除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边机，许宰执就第咨访，前无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辞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践世官，尤为盛事。

　　《禹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沧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谓汉水别流在荆州者。《孟子》记《孺子之歌》所谓“沧浪之水，可以濯缨”者，屈原《楚辞》亦载之，此正楚人之辞。苏子美卜居吴下，前有积水，即吴王僚开以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沧浪。虽意取濯缨，然似以沧浪为水渺弥之状，不以为地名，则失之矣。沧浪犹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贡》水之正名而不可单举者，则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沣水之类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为名，则以水别之，沧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济而始见，沇亦地名，可名以济，不可名以沇，故亦谓之沇水。乃知圣言一字，未尝无法也。

　　桑钦为《水经》，载天下水甚详，而两浙独略。浙江谓之渐江，出三天子都，钦北人，未尝至东南，但取《山海经》为证尔。《山海经》三天子都在彭泽，安得至此？今钱塘江乃北江之下流，虽自彭泽来，盖众江所会，不应独取此一水为名。余意“渐”字即“浙”字，钦误分为二名。郦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阳黟南蛮中者是已，即今自分水县出桐庐号歙港者，与衢婺之溪合而过富阳以入大江。大江自西来，此江自东来，皆会于钱塘，然后南趋于海。然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婺诸水与苕霅两溪等，不见于《水经》者甚多，岂以小遗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钱塘，尝取两路山水证其名实，质诸耆老，颇得其详，欲使好事类为一书，以补桑、郦之阙，会兵乱，不及成也。

　　颜鲁公《吴兴地》记乌程县境有颛顼冢。《图经》云，晋初衡山见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在州之东南，《春秋传》所谓楚子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者也，今谓之横山。或疑颛顼都帝丘，今濮州，是无缘冢在此。古今流传，虽不可尽信，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隶乌程，其旁有夏驾山王村，相传以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会稽，则杼之至此，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可为全无据也。越王勾践本禹之后，盖吴越在夏，皆中国地。其后习于用夷，故商周之间，变而为夷，岂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开辟以来，叠为华夷，不知其几变。如幽燕故壤，沦陷不满二百年，已不复名为中国矣，而闽、广、陇、蜀列为郡县者，亦安知秦汉之前，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氏以太湖为震泽，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与南江为三江，在荆州之分，汉沱参流则别为三；在扬州之分，因入于海则合于一。所谓北江者，今丹阳而下，钱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尝至吴，故其解北江，以为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为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与震泽相通，以太湖为震泽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以具区为泽薮，则震泽即具区也。太湖乃五湖之总名耳。凡言薮者，皆人资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名，而浸则但水之所钟也。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虽浅而弥漫，故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犹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薮。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为一名而已。而具区与三江通塞为利害，故二名以别之。《禹贡》方以既定为义，是以言震泽而不言具区，此非吴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据文为说，宜其显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与震泽相通者，或泄震泽而入海，或合震泽而入海。其一为吴松江固无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龙、华亭、昆山、常熟，皆有江通海，与震泽连，意必在其间。韦昭言浙江、浦阳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为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终也。三江既自为别，水非有所从来。前既未尝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乌知入之为入海？但文适同耳。当如既陂、既泽、既导、既潴之类，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狭，非大江比。海水两潮相往来，始至而悍激，则与沙俱至。既退而缓，则留其沙而水独返，故不过三五岁，既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则不能通于海，知泽受之而为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泽安得有决溢耶？

　　侯公说项羽事，《汉书》载本末不甚详。高祖以口舌远之，诚难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汉金卿侯长君碑云：“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安国君。曾孙辅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为大司徒，封于陵侯，枝叶繁盛。或家河随，或邑山泽。”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汉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时有功，皆旋赐之美名，号曰君，有食邑。娄敬封奉春君，富贵衣食之。盖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传至曾孙而得侯，尚高祖之遗意耶。《后汉·侯霸传》，河南密人，不言为侯公后，但云族父渊。元帝时宦者佐石显等领中书，号太常侍，霸以其仕为太子舍人，盖史之阙也。汉之遗事，古书无复可见，而偶得于此，知藏碑不为无补也。

　　高祖终身不见侯公固善，然史不当遂没其事。刘原甫尝代侯公说项羽辞，其文甚美。原甫盖精于西汉者也，然吾尝谓太公、吕后在羽军中二年，以兵相攻，遂一胜一负，略相当，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于太公者。广武之役，方数之十罪，虽欲烹太公而不顾，此岂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胜我之策，而我有灭羽之计，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杀龙且，枭塞王欣，分韩信、彭越、黥布以王关东，厚抚军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势已成，羽寡援食尽，故以中分天下啖之，盖察其为人仁柔而贪。仁柔则难于轻我，贪则利于分天下。其谋一定，然后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会是成功也。然茍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陆贾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汉初从高祖者，又有肃公、薛公、枞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养士以待缓急之用者，非一途也。

　　东汉郑均致仕，章帝赐尚书禄终身，时号白衣尚书，则汉致仕无禄也。唐制亦然，而时有特给者。

　　本朝宰相以三师致仕者，元丰以前惟三人：赵韩王太师、张邓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丰末，文潞公始以太师继之。

　　范蜀公素不饮酒，又诋佛教。在许下与韩持国兄弟往还，而诸韩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尝不与极饮尽欢，少间则必以谈禅相勉，蜀公颇病之。苏子瞻时在黄州，乃以书问救之当以何术，曰：“曲蘗有毒，平地生出醉乡；土偶作祟，眼前妄见佛国。”子瞻报之曰：“请公试观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犹不立，彼复何依？正恐黄面瞿昙，亦须敛衽，况学之者耶？”意亦将有以晓公，而公终不领，亦可见其笃信自守，不肯夺于外物也。子瞻此书不载于集。

　　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彻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盖意狱吏不敢隐，则必以闻。已而果然，神宗初固无杀意，见诗益动心，自是遂益欲从宽释，凡为深文者，皆拒之。二诗不载集中，今附于此：“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乡知葬浙江西。”“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北苑茶正所产为曾坑，谓之正焙；非曾坑为沙溪，谓之外焙。二地相去不远，而茶种悬绝。沙溪色白过于曾坑，但味短而微涩，识茶者一啜，如别泾渭也。余始疑地气土宜不应顿异如此，及来山中，每开辟径路，刳治岩窦，有寻丈之间土色各殊，肥瘠、紧缓、燥润，亦从而不同。并植两木于数步之间，封培灌溉略等，而生死丰瘁如二物者，然后知事不经见，不可必信也。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亦不过各有数亩。双井在分宁县，其地属黄氏鲁直家也。元祐间，鲁直力推赏于京师，旅人交致之，然岁仅得一二斤尔。顾渚在长兴县，所谓吉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所有。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余岁求于刘氏，过半斤则不复佳。盖茶味虽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为难得也。

　　柳公权记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为汵。凡顽石捍坚，磨墨者用力太过而疾，则两刚相拒，必热而沬起，俗言“磨墨如病儿，把笔如壮夫”，又云“磨墨如病风手”，皆贵其轻也。冷与汵二义不相远。石末本瓦研，极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当是以瓦质不坚，磨墨无沬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缠笔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许投之，不过一蕞，磨即不复见。顷墨工王湍言此，试之果然，书几间，亦不可不知此。

　　赐告予告，孟康解《汉书》以为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从之而或赐或予，故因谓之告。左氏言韩献子告老，岂亦假耶？颜师古以为请谒之言，是也。然谓谢病谢事亦为告，则非是。谢者，置其事与言病而去尔。古文皆相因为义，自可以为意通，而说者每凿而附会，是以愈传而愈失也。

　　妇人以姓为称，故周之诸女皆言姬，犹宋言子，齐言姜也。自汉以来不复辨，类以为妇人之名，故《史记》言高祖居山东好美姬，《汉书·外戚传》云所幸姬戚夫人之类，固已失矣。注《汉书》者，见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则又以为众妾之称。近世言妾者遂皆为姬，事之流传失实，每如是。今谓宗女为姬，亦因《诗》言王姬之误也。

　　俗言“忍事敌灾星”，此司空表圣诗也。表圣《休休亭记》，自言尝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号耐辱居士，盖指柳璨，岂白马之祸。璨将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为是言耶。《表圣传》见《五代旧史·梁书》，盖其卒在唐亡后也。然绝不能明其大节，至谓躁进矜伐，为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为兵部侍郎，谓己当为宰辅，为时要所抑，愤而谢病去。世之毁誉，相反如此。如表圣出处用心，而不见知于当世，犹至是乎。王元之为五代阙文，始力为之辨。方元之时，去五代尚未远，盖犹有所传闻。今《唐新书》所载，大抵多取于元之，故知君子但强于为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终乱者，其久而必定也。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士人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特爱重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略能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乐易坦率多嬉笑，未尝见其怒。一日过午未饭，妻使跛婢告米竭。乐君曰：“少忍，会当有饷者。”妻不胜忿，忽自屏间跃出，取按上简击其首。乐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群儿环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适送米三斗，乐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饥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几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少间，必曳履慢声抑扬，吟讽不绝。蹑其后听之，则延笃之书也。群儿或窃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诗，有数百篇。先君时为司理，犹记其相赠一联云：“末路清谈得陶令，他时阴德颂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梦回孤月满，雨余目断太虚宽。”先君数称赏之，今老书生未有其比也。

　　往时南馔未通，京师无有能斫鲙者，以为珍味。梅圣俞家有老婢，独能为之。欧阳文忠公、刘原甫诸人每思食鲙，必提鱼往过圣俞，圣俞得鲙材，必储以速诸人，故集中有《买鲫鱼八九尾，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以给膳》、又《蔡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永叔》等数篇。一日，蔡州会客，食鸡头，因论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