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赏析

严羽的诗歌理论，集中在他所撰写的《沧浪诗话》里。另有《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一文，扼要地说明他的论诗宗旨，可以作为诗话来参看。所以一般刻本常将此文附刊于《诗话》之后，充当作者自序。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建立的以禅喻诗理论体系,明显受到禅宗宗经《坛经》的影响。严羽所提出的所谓别趣,实即传统诗学中的兴趣。兴趣和气象这两个诗学术语,是《沧浪诗话》的重要理论范畴,其中所体现出的无迹可求之美学境界,主要受到《坛经》实相无相观念的影响;而严羽论述学诗路径的妙悟与活参,其审美思维则主要受到《坛经》顿悟思想的影响。《沧浪诗话》将禅宗修行的宗教思维和诗歌创作的审美思维合二为一,开创了新的诗学理论体系。,

《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合为一卷。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诗体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基本观点。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比较琐碎，偶尔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五个部分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正由于此，它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1244年刊行的诗话汇编《诗人玉屑》中，,曾将它的内容全部采录。历代刊刻《沧浪吟卷》，也大多同时收录《诗话》。另有单行刻本，并被辑入多种丛书中，成为研究中国诗学的基本读物。为它作注释的，有清人胡鉴《沧浪诗话注》、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近人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和今人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以最后一种最为严谨丰富。

《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它把宋诗的演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已意，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向晚唐学习。它对于宋诗的变唐很不以为然，尤其反对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风，谓其并不理解诗歌的特点，违背了诗学的传统。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的倡导晚唐，它也认为止入声闻辟支之果，未进入大乘正法眼。

根据这样的情况，《诗话》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里所说的别趣，是指诗歌作品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的美学特点；所谓别才，则是指诗人能够感受以至创作出具有这样审美属性的诗歌作品的特殊才能，也正是艺术活动不同于一般读书穷理工夫之所在。别才和别趣紧密相关。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非关书非关理，,或者也叫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基本宗旨。

严羽所说的别才和别趣有其具体内涵。别趣，《诗话》中也称作兴趣，这就是严羽特创的文学批评术语。不同于日常用语中所说的对某某事物发生兴趣。《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段话里讲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的是佛经上的比喻，说羚羊到晚间把自己的双角挂在树上栖息，可以避免猎狗找寻踪迹。,参照《诗评》中有关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说法来看，是指诗歌作品的语言、思想、意念、情趣等各方面要素，组合为一个整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才能给人以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感觉，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因此，所谓兴趣或别趣，无非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这是严羽认可的好诗的首要条件。

必须说明，严羽论诗并不局限于兴趣这一点。《诗辨》谈到作诗的法门有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个方面，还谈到诗歌的品类、技巧、大致的分界与最高的境界，范围相当广泛。尽管如此，兴趣仍然是他衡量诗歌的最基本的标尺。他批评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都是说他们未能将词、理、意、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了那种浑成而又含蓄的美质。作为对立面，他称许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又推崇汉魏古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亦皆出于形象整体性与含蓄美的要求。他这样重视诗中兴趣，对于纠正一部分宋人诗作忽视诗歌审美特点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强调过了头，也容易导致重艺术而轻思想的偏颇。

如果说，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的解答，那么，别才便是对怎样才能作出这种好诗的说明。别才，在严羽诗论中也称作妙悟，这原是佛教禅宗学说的用语，指佛教徒对于佛性的领悟，《诗话》中借以表示人们对诗歌美学特点，亦即诗中兴趣的心领神会。在严羽看来，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造的才能，跟一般读书穷理的工夫是截然两码事。读书穷理固然有可能促进诗歌艺术的提高以极其至，而艺术活动的根柢则并不依赖读书穷理。《诗辨》中谈到：,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本色。这就意味着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

至于妙悟能力的获得，《诗辨》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字，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依据这段话，妙悟的能力是从阅读前人的诗歌作品中培养出来的，而且不是任何诗作都有助于人们的悟入，必须是那些本身具有严羽所赞赏的意境浑成、韵趣悠远特点的作品，才能促成人们对这种艺术特点的领悟。,同时，这种阅读的方式不是指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而是指熟读、讽咏以至朝夕把玩的工夫，换句话说，是一种直接的感觉和艺术的欣赏活动。《诗评》中说：读《骚》之久，方识直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还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都是要人们从反复咏叹中去体会诗歌声情的抑扬骀荡，以进入作品的内在境界，领略其独特的韵味。这正是一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悟入余径。由此看来，严羽心目中的妙悟或别才，,是指人们从长时期潜心地欣赏、品味好的诗歌作品所养成的一种审美意识活动和艺术直感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书本知识和理性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这种心理活动和能力便构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这一观念的提出，表明严羽对于艺术活动与逻辑思维的区别，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未能科学地阐明思维与直觉的辩证统一关系，反而趋向把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致使其妙悟说带上了浓重的玄学色彩，招来后人的种种非议与指摘。

妙悟既然来源于对好的诗歌作品的熟读与涵咏，那就需要对诗歌艺术作出正确的鉴别，严羽称之为诗识。《诗辨》中所谓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就是指的这种从艺术意境、风格上识别诗作的邪正高下深浅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达到取法乎上的目的。而诗识的形成，严羽认为，是来自对各类诗歌的广见和熟参，亦即来自对诗歌体制的细心辨析。《沧浪诗话》中特辟《诗体》一章，,广泛介绍诗歌的体裁、风格及其流变，就是要人们通过精心比较以掌握诗歌艺术的真是非。《答吴景仙书》中也讲到：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所以辨别诗体是严羽定下的学诗的第一关，由辨体以立识，再由识入悟，而后通过妙悟导致诗中兴趣，这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活动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严羽论诗的圆融贯通的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最终归趋到师法前人的诗歌艺术上来，根本上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推动作用，不免存在着以流代源的缺陷，,为明清两代的拟古思潮开了不良的风气。

尽管如此，《沧浪诗话》仍不失为一部体系完密而具有多方面建树的诗歌理论专著。它对古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成为读者把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重要枢纽。它鲜明地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问题，触及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某些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方面，把传统的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还全面地展开了关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体辨析、,诗歌素养等各部分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这众多方面的贡献，都应予以足够的估价。正由于此，《诗话》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诗论中，不仅格调性灵神韵诸派都从它里面汲取养料，作为立论的根据，就是一些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如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也都借鉴了它的理论思维经验，予以批判的改造，推陈出新。另外，从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直到沈德潜《唐诗别裁》，历来的唐诗选本和唐诗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出其或明或暗的投影。,因此，《诗话》几乎笼罩了明清两代的诗学。当然，《诗话》在理论观点上的失误及其对后世所造成的消级影响，也不容回避。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加以科学的总结，是读者应有的态度。

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今人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为各家注中最详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