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四 传·王贡两龚鲍传

　　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死于首阳，不食其禄，周犹称盛德焉。然孔子贤此二人，以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兴起，非贤人而能若是乎！”
　　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灭掉商后，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从商都迁到雒邑，伯夷、叔齐认为武王不忠不孝而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连周人尚且称赞他们有高尚的品德。孔子认为他们二人很贤德，称赞他们“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不使自身遭到羞辱。”孟子也说：“听到伯夷的风范，足以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树立志向；”“在百代之前振奋行为，令百代之后无不深受鼓舞，如若不是圣贤之人谁能如此呢？”

　　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语在《留侯传》。
　　汉王朝兴起后，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这四个人在秦王朝统治天下时，逃避到商雒山深处，等待天下平定。汉高祖听说后召见他们，他们没有来。后来吕后采用留侯张良的计策，让皇太子带着丝织物，谦辞卑礼，用坐乘的小车将其迎接到自己身边，辅佐自己。四人到来后，随从太子见高祖，高祖敬重他们而待为上宾，太子也由此受到重视，地位于是得以稳固。这件事情详细记载在《留侯传》中。

　　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亻出而终。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财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杜陵李强素善雄，久之为益州牧，喜谓雄曰：“吾真得严君平矣。”雄曰：“君备礼以待之，彼人可见而不可得诎也。”强心以为不然。及至蜀，致礼与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乃叹曰：“杨子云诚知人！”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及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其论曰：“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盍势诸名卿可几？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楚、赵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虖成其名！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楚两龚之洁，其清矣乎！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
　　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子，都能修身自重，不该穿的不穿，不该吃的不吃。汉成帝在位时，大舅大将军王凤以礼招聘子真，子真不应召，以不屈服而终。君子在成都街市上占卜算卦，他认为：“占卜虽然是低贱的职业，但是可以使众人得到好处。有卜问邪恶不正之事的，就依照蓍草和龟甲向他言明利害。给做儿子的占卜，就依孝道解说；给做弟弟的占卜，晓以顺服之理；给做臣子的占卜，以忠君的思想为依据。这样因势利导，引导不同的人们都走向善的方面。遵从我的话的人，已有一大半了。”他每天衹接待几个人，收入百钱能够维持生活了就收摊，在家教授《老子》。并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无不通晓，依照老子、庄周的理论，著书十余万字。杨雄年轻时曾从其游学，后来在京师做官而名声显著，多次对朝廷贤德的官吏称赞严君平的品行。杜陵人李彊一向和杨雄很好，后来做官为益州牧，高兴地对杨雄说：“这下我真要得到严昼王了0”握雄说：“你要以礼待之，他这个人可见而不可屈为人所用。”李彊内心不以为然。待其到蜀地上任后，和君平以礼相见，却始终不敢提出召其为属吏的事，于是叹道：“杨子云确实了解人啊！”严君平活到九十余岁，到死都以占卜算卦为业，蜀地的人都热爱和尊敬他，至今仍赞不绝口。后来杨雄著书言及当世之士，特别称赞这两个人。他评论说：“有人间：君子怕终身于世而无名可称，何不以名卿之势成就其名？我以为：君子自蓄其德，则名声可立。梁、齐、楚、赵等诸侯王并非不富贵，可是用什么来成就他们的名声呢？谷El郑子真不屈其志，耕作于岩石之下，名声却响于整个京城，难道是因为其身为公卿吗？难道是因为其身为公卿吗？楚地两龚白洁其身，有清明之名！蜀郡严君子深沉无欲，不为苟合取容之事，不操苟且求利之业，长久幽居而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即使是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又怎能与之相比呢？举此人而用之，不也是国家的宝贝吗？”

　　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贡禹，两龚之属，皆以礼让进退云。
　　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等均未曾做官，然而他们的风范、名声足以阻止贪婪、激励世俗，为近古避世隐居之人。而如王吉、贡禹、两龚之类，出仕与隐退都知依礼谦让。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吉上疏谏，曰：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少时好学，精通经义，初为郡吏，举孝廉被选为郎，补若卢右丞之位，后又改任云阳县令。举贤良被任为昌邑中尉，昌邑王喜好游猎，常常在国中驱马奔驰，行为没有节制，王吉因此尚书劝谏说：

　　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臣下听说古时候军队平常每日行进三十里，为吉事而行进也衹五十里。《诗经》有云：“彼风疾发，彼车疾驰，环顾周道，心中哀伤。”意思是：疾发飘忽，这非古之有道之风；驱马疾驰，这非古之有道之车。因此伤感。现今大王巡幸方与县，不到半天就奔驰二百里，很多百姓都荒废了农事来修路牵马，臣下以为，百姓不可多变。过去召公奭到任，正值农事繁忙，就在甘棠树下办公决事。当其时，人人各得其所，后世主人也追思他的仁义和恩德，以至于不砍伐造棵甘棠树，以资纪念。《诗经》中《甘棠》之诗就是描写这件事的。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箠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偃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
　　大王您不好读书学习而喜欢游逸，整日倚着车栏驾车驭马，奔驰不停，口舌因怒斥吆喝而倦怠，手臂因驾车驭马而酸痛，身体因车马颠簸而劳顿；清晨冒着雾露，白天披着尘埃；夏天为酷热的暑气所蒸烤，冬天被刺骨的寒冷侵迫。屡屡以弱弱的玉体去承受辛苦劳累的侵害，这种行为无益于延年益寿，也不利于仁义的增长。

　　夫广夏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休则俯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辏而社稷安矣。
　　在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在精美华丽的毡毯上，德才兼备的老师在前面谆谆教诲，勤学好问的学生在后面孜孜苦读，上论唐、虞之旧事，下及殷、周之盛况，考察仁德圣明之人的风范，学习治国安民的方法，悠然自得，发愤忘食，不断增进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遣其中的乐趣愉悦又岂是驾车驭马四处闲游所能相比的呢！休息的时候就俯仰屈伸以活动身体筋络，进出以步代车而行以结实双腿，吐故纳新以练五脏之气，专心致志集中意念以养精安神，用上述方法养生，难道还不能长寿吗！大王您若真正用心如上行事，那么就会心有尧、舜之志，身有乔、松之寿；对您的赞誉之声鹊起并上闻于天子，则将福禄齐至而国家安定。

　　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官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臣吉愚戆，愿大王察之。
　　当今圣上仁德圣明，先帝晏驾以来，他至今思慕不已，对行幸宫馆园池以及出游狩猎等玩乐之事都未尝涉足，大王您应当时刻铭记这些，体察圣意。各诸侯骨肉中，没有人比大王您与皇上的关系更亲近的了，从亲缘关系上看，大王是子辈，按君臣地位来论，大王是人臣，您是一身兼负着双重的责任啊，处在这种地位，大王在施恩行义方面稍有不周全的地方，被皇上知道了，对于继承社稷江山并不是一件好事呵。臣王吉我愚昧戆直，希望大王明察。

　　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从自若。吉辄谏争，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
　　昌邑王刘贺虽然不守正道，但是还知道敬重礼遇王吉，因此他下令说：“我的修养品行不可能没有懈怠之处，中尉王吉忠心耿耿，多次指正我的过失。因此，令谒者千秋赐给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干肉五束。”这以后刘贺又放纵如常。王吉每每据理谏争，很是尽了为人辅臣的义务，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治理百姓，但封国之中没有不敬重他的。

　　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将军霍光秉政，遣大鸿胪、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书戒王曰：“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过了很久，昭帝驾崩，他没有太子，大将军霍光执政，派遣大鸿胪宗正迎立昌邑王进京。王吉立刻上书告诫昌邑王说：“我听说高宗居丧，三年不说话。现在大王您因丧事被征召，应日夜悲哀哭泣，千万不要有其他举动。况且，何衹是丧事应该如此，大凡南面而王者又何曾有过多的言论呢？苍天不言，四季仍依时更迭，世间百物照样生息繁衍，希望大王明察。大将军霍光仁爱而智勇，其忠直诚信的品德天下无人不晓，事奉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曾有过过失。先帝去世，将天下和幼孤托付于他，大将军扶持尚在襁褓之中的幼主，颁布政令施行教化，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即使是周公、伊尹也不过如此。现今皇帝驾崩没有继承人，大将军从可以继承汉室宗庙的立场考虑，援引提拔迎立大王为君，其仁爱宽厚真是无可比拟啊！臣下希望大王事奉他、敬重他，国家政事皆听从他的安排，您衹需无为而治南面称君就可以了。希望大王您考虑我的建议，并常放于心上。”

　　王既到，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唯吉与郎中令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
　　昌邑王到京师后，即位二十余天，就因行为淫乱而被废黜。昌邑封国的大臣们因昌邑王在封国时不举报其罪过，致使朝廷不知昌邑王的品行；又因作为臣下未能尽辅弼引导之职，致使昌邑王犯下大罪，都被下狱诛杀。衹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因忠诚刚直、屡次进谏而得以免死，被判剃发修筑城池。

　　起家复为益州刺史，病去官，复征为博士、谏大夫。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而上躬亲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后来又起家复出任益州刺史，不久因病辞官。又被征为博士谏大夫。当时宣帝极力效法武帝，恢复了武帝时的典章制度，宫室、车乘、服饰等都超过昭帝时的规模。这时，许、史、王等几家外戚也因得宠而尊贵，宣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任用能干的官吏。王吉上疏评论其得失说：

　　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
　　陛下以尊贵之体亲自总理各方事务，国家地图与户籍每天展列于眼前，一心一意想着国家政务，力求天下太平。每次韶书传下，百姓都欣喜若狂，如获新生。臣下认为，这些举措虽然对于百姓来说可谓是最大的恩惠了，但还不能说是尽到了政务的根本。

　　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不是世世都有的，公卿大臣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君主能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和劝谏，但是却没有建立万世基业的长远计策，没有造就出像夏、商、周三代盛世时那样的明君圣主。只注重于朝廷或官府的财物出入及诉讼断案之类的事情，这不是建立太平社会的根本。

　　臣闻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行发于近，必见于远，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其本也。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宣扬德政流布教化，一定要从眼前开始做起。朝廷内部不整肃，就很难言及治理国家；君主身边的人不正直，就很难教化远方之人。百姓虽然弱小但却不可欺凌，虽然愚昧，但却不可蒙骗。圣主独自高居深宫，行为举措得人心则天下交口称颂，失人心则天下议论纷纷。皇上的行为虽做在眼前，但影响却很广远，因此应当谨慎地选择身边的左右辅臣和使官；左右辅臣是为匡正皇帝的言行而设置的，使官是为宣扬皇帝的恩德而设置的。《诗经》云：“人才济济，文王得以安定天下。”造就是国家政务的根本。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谲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
　　《春秋》所推崇的以天子为中心的大一统政治，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贯通划一。如今那些平庸无能的官吏统治百姓，不是依靠世世都可以通行的礼义规范来进行教化，而仅仅依靠刑律法令来达到目的。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官吏，又不能认真考察典章制度、礼义规范，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穿凿附会，各取所需，投机诡诈，任意妄为，因此，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便难以继续推行其政令。于是便造成了百里之内风俗不同，千里之内教化各异，家家从事不同的事情，人人穿着各异的服色，奸诈欺骗争相而生。滥用刑罚没有穷尽，纯朴的民风日益消失，恩爱的情感逐渐淡薄。孔子说“稳定政权、统治百姓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礼治”，这不是一句空话。作为一国之君，在尚未制订出新的礼义制度的时候，应当选择先代君王所订礼义制度中适宜于当今情况的部分加以运用。臣下我希望陛下顺承天道，奋创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学之士一起共同考述旧礼，宣明王制，以仁义礼制治理天下，使百姓沐浴陛下之恩泽，安逸而长寿。这样一来，何愁天下风俗教化比不上成、康之世，长治久安的国运比不上殷王武丁呢？臣下我个人认为当今社会中有些不符合礼义之道的地方，谨条列呈上，请陛下圣裁明择。

　　吉意以为：“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僣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又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雕<王缘>，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也。吉遂谢病归琅邪。
　　王吉认为“夫妇，是人类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人的生老病死。现在世俗的人们结婚过早，尚未懂得为人父母的道理就有了孩子，因此不仅道德教化不易实施，而且人丁容易夭折。娶妻嫁女花费无度，贫苦人家无力承受，因此不敢多生育儿女。另外，汉朝各诸侯王娶公主，诸侯王国中的国人娶诸侯之女，这种制度使男人事奉女人，丈夫屈服于妻子，颠倒了阴阳之序，所以容易发生由女人引起的祸端。古时候，衣服车马依据其拥有者地位的高低贵贱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以表彰贤德之人，区别上下尊卑，现今却上下僭越混乱，人人自行其是，没有一定的节度，于是人们贪图财货、追逐私利而不惜冒生命危险。周王朝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用刑罚而达到天下大治，是因为它将各种奸邪罪恶遏止在尚未产生之时啊。”王吉还说：“虞舜、商汤不任用三公九卿的世袭子弟，而选拔皋陶、伊尹为臣，这样那些谗佞不仁之人就被疏远了。如今允许官吏的子弟蒙荫为官，他们大多骄傲蛮横，不了解古今之事，至于积累功绩，治理民众，无益于百姓，造就是《诗经。伐檀》篇中所讽刺的现象。应当实行公开选拔，以征求贤能之人，废除子弟以父兄而蒙荫为官的制度。外戚及亲朋故旧可以多给其资财，但不应当让他们高居官位，应摒弃角抵之戏，减免乐府，裁减主管营造巧作的工匠，向天下明示崇尚节俭的决心。过去工匠不制造雕刻精美的器物，商人不流通奢侈浪费的货物，并非这些工匠和商人独具贤德，而是统治者政治教化的结果。天下百姓看到政府弃奢从俭的决心，就会回归到农业这一根本上来，根本确立后，与之相关的工商末流也就能按正确的轨迹发展了。”王吉上疏的核心思想大体如此，皇上认为他的言论不切合实际，因此不太看重他。王吉于是藉口身体不适，返回家乡琅邪。

　　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其厉志如此。
　　当初王吉年轻时求学，曾居住于长安城内。东家有一棵很大的枣树，其枝叶垂入王吉借住的庭院中，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树上的枣给王吉吃。王吉后来才知道枣子是从束家的树上摘的，就休弃了自己的妻子。冬家知道这件事后就想砍掉那棵枣树，邻居们劝阻了他，并坚决地恳请王吉让其妻子返家。里中人就这件事说道：“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王吉对自身意志的激励由此可见。

　　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征贡禹与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复遣使者吊祠云。
　　王吉与贡禹是好朋友，世人称“王阳在朝为官，贡禹也将入仕”，就是说他们两人进止志趣相同。汉元帝即位不久，派使者征召贡禹和王吉入朝。王吉因为年纪大了，在途中染病去世，汉元帝哀悼他，又派出使者吊祭。

　　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迁谏大夫，使责淮阳宪王。迁赵内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故骏道病，免官归。起家复为幽州刺史，迁司隶校尉，奏免丞相匡衡，迁少府，八岁，成帝欲大用之，出骏为京兆尹，试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而薛宣从左冯翊代骏为少府，会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圣王不以名誉加于实效。考绩用人之法，薛宣政事已试。”上然其议。宣为少府月余，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骏乃代宣为御史大夫，并居位。六岁病卒，翟方进代骏为大夫。数月，薛宣免，遂代为丞相。众人为骏恨不得封侯。骏为少府时，妻死，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
　　当初，王吉兼通《五经》，熟悉骗氏《春秋》，以《诗经》、《论语》等教授学生，尤其爱好梁丘贺解说的《易经》，让儿子王骏跟他学习。王骏举孝廉任为郎。左曹陈咸举荐王骏说其父子二人都有贤德，通晓经义，德行修明，应当让他们处于显贵的地位，用以勉励世俗之人。光禄勋匡衡也举荐王骏，说他有见问即对，无所疑惑之材。于是，王骏被升任为谏大夫，并代表朝廷前去指斥批评淮阳宪王的不轨行为。后又改任赵国的内史。王吉因昌邑王之事受牵连被判刑以后，告诫子孙不要做诸侯王国的官吏，因此，王骏称病，免官归家。后从家中又起用为幽州刺史，升任司隶校尉，上奏罢免了丞相匡衡，后又改任少府。这样过了八年，成帝准备委他以重任，让他出任京兆尹，以此考察他处理政事的能力。在此之前，出任京兆尹的有趟广汉、张敞、王尊、王章等人，直至王骏都有能干的名声，因此，京师人士称赞说：“前有赵、张，后有三王。”当时，薛宣以左冯翊之职，接替王骏任少府，正好赶上御史大夫之位空缺，谷永上奏说：“圣明的君王用人不听虚名而重实效。用人之法皆须考察其功绩，薛宣通过考察，很有政绩。”成帝同意了谷永的意见，因此，薛宣任少府之职才一个多月，就被破格提升为御史大夫，最后官至丞相。王骏则代替薛宣接任御史大夫之职，二人同朝为官，并居高位。又过了六年，王骏病故，翟方进接替王骏为御史大夫。又过了数月，薛宣被免职，翟方进代为丞相。众人都为王骏未得封侯而感到遣憾。王骏为少府时，他的妻子死了，此后没再续娶，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我无曾参之德，子无华、元之贤，怎敢再取？”

　　骏子崇以父任为郎，历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征入为御史大夫数月。是时，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养长信宫，坐祝诅下狱，崇奏封事，为放言。放外家解氏与崇为婚，哀帝以崇为不忠诚，策诏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逾列次。在位以来，忠诚匡国未闻所由，反怀诈谖之辞，欲以攀救旧姻之家，大逆之辜，举错专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迁为大司农，后徙卫尉、左将军。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罢，崇代为大司空，封扶平侯。岁余，崇复谢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国。岁余，为傅婢所毒，薨，国除。
　　王骏之子王崇蒙父荫而任为郎，历任刺史、郡守之职，治政有能干的名声。建平三年，在河南太守任上时被征召入朝为御史大夫数月。当时，汉成帝之舅安成恭侯的夫人放丧夫寡居，被供养于长信宫中，因犯巫蛊祝诅之罪而下狱，王崇上奏密封章疏，为放求情。放的娘家解氏和王崇是姻亲之家，因此，汉哀帝认为王崇对皇帝不忠诚，于是制策韶诫王崇说：“我因你家有累世之美名，故而破格选用你。可是你就任以来，没有做出什么忠诚扶国之举，反而出此奸诈的言辞，想以此拯救开脱你的姻亲之家，这是大逆之罪，你行为专断放肆，不遵循法度，不足以作百官的表率。”于是将王崇降职为大司农，后来又改任卫尉左将军。汉平帝即位后，王莽把持朝政，大司空彭宣上书请求告老归乡，得以获准，王崇便取代他继任大司空之职，被封为扶平侯。过了一年多时间，王崇也称病请求辞官归乡，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躲避王莽，王莽便让王崇前往扶平侯的封地养老。过了一年多时间，王崇被侍婢毒害而死，其封国也随之被废。

　　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
　　王氏家族自王吉至王崇，几世皆有清廉之名，然而若以才学名声论子孙都稍逊于其父祖，但官位却是越来越高。王氏几代都喜好车马衣服，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极为讲究，十分出众，但却没有金银锦绣等物品。每次搬家迁徙时，车上所载的不过是一口袋替换衣物而已。他们不存储多余的财物。离官家居时，也是布衣蔬食。天下之人都佩服他们的清廉，却又对其衣食车马如此讲究感到十分奇怪，因此民间都传说“王阳会变金术”。

　　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岁余，以职事为府官所责，免冠谢。禹曰：“冠一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
　　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以精通经义，品行端正而著称，被征召为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辞官。后来被推举为贤良任河南令。遇了一年多，因公事被府官指责，被迫脱帽谢罪。贡禹说：“帽子一旦摘下，岂能再戴！”于是辞官而去。

　　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数虚己问以政事。是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禹奏言：
　　汉元帝即位不久，征召贡禹为谏大夫，多次屈尊向他询问政事。当时，年成不好，农业歉收，天下郡县王国处境困窘，贡禹上奏说：

　　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无它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
　　古时候宫室有一定的规格制度，宫女不超过九人，饲养的马匹不超过八匹；宫墙衹粉刷而不绘画，木料衹打磨光滑而不雕刻；车舆器物等也都不用颜色图画来纹饰，皇家的园林方圆不超过几十里，并与老百姓共同享用；任用贤能之人，衹收取相当于百姓收入十分之一的赋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的赋敛以及劳作戍边之役，役使百姓，每年不超过三天，以京畿为中心，千里之内的赋税天子取以自供，千里之外则依据其出产确定一定的种类和数量，让他们按时入贡而已。因此，天下百姓丰衣足食，对君王的感戴与颂扬之声处处可闻。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雕文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裤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潮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僣也，犹鲁昭公曰：“吾何僣矣？”
　　到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之时，仍能遵循古制，勤俭节约，宫女不过十余人，厩中马匹不过百余匹。孝文皇帝穿厚缯做的衣服，兽皮做的鞋，所用器物没有雕刻绘画金镶银嵌等装饰。后世的人却争相竞赛奢侈，辗转发展，曰益严重，臣下也争相仿效，衣裤鞋帽以及所佩刀剑等没有一定的规制，混乱而僭越主上，主上经常上朝入庙，众人竟很难从车乘服饰上辨别上下尊卑，这种情形很不应当。然而，那些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奢侈僭越，正如鲁昭公所言：“我哪裹有僭越之处啊？”

　　今大夫僣诸侯，诸侯僣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论语》曰：“君子乐节礼乐。”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怀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甚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耶？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现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超越天道的情况由来已久了。承接衰微的局面，挽救混乱的礼制，恢复古代的教化，这一切都指望陛下您了。臣下我认为，要完全恢复到太古时代的情形已很难做到了，最好是适当仿效上占以自我约束。《论语》说：“君子乐节礼乐。”现在宫室已建成，无可奈何，没法更改了，其他方面可尽量节俭。过去在查地为天子制作服装的三服官，每年送来的服装不过十竹箱，现在齐地的三服官用工各数千人，一年花费好几万。蜀郡的广汉主造金银器皿，每年费用各五百万。少府所属三工官官费年耗五千万，东西织室也是如此。厩棚内食粟之马将近万匹。我曾经跟随您到太后宫，太后赏赐我酒席，所用酒杯、几案都绘有花纹和金银装饰，这些都不适合用来赐宴臣下。太后宫的花费也是不可胜计的。天下的老百姓之所以出现因饥饿而丧命，其原因就在于此。现在百姓因饥荒而死，死后又无力安葬，尸骨被猪狗所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与之相反，宫中马厩中的马匹却因终日饱食粟米，致使人们为其过于肥壮而发愁，并且担心它精力旺盛而容易发怒，便天天让它遛达活动，用以消耗它过剩的精力。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难道就该如此吗！苍天难道没长眼吗？漠武帝当政时，又多搜罗美色的女子数千人，用以充实后宫。待其驾崩后，昭帝年纪尚小，霍光把持朝政，不懂得礼教的正道，妄自大量收藏金钱财物，以及乌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共一百九十种，都作了武帝的随葬品，全部埋入地下，又把后宫女子安置在园陵守节，极大地歪曲了礼制，违背了天道人心，同时也未必符合武帝的心愿。昭帝驾崩时，霍光又是如此行事。到孝宣皇帝去世时，陛下您也没有表示更改前制的意思，臣下们也就依旧例行事，实在是令人痛心啊！所以使得天下之人都承此风，娶女都大大超过了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至数百人，一些豪富和官宦之家，白养歌妓至数十人，于是便出现了宫内府内多怨女，宫外府外多旷夫的情况。至于人们的丧葬，都是不惜空虚地上，而将物品大量随葬地下。这种种令人痛心的现状，其根源起于主上，其罪过却在于臣下因循旧例的行为。

　　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产多少有命，审察后宫，择其贤者留二十人，余悉归之。及诸陵园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厩马可亡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与贫民。方今天下饥馑，可亡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故《诗》曰：“天难谌斯，不易为王”；“上帝临女，毋贰尔心。”“当仁不让”，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与臣下议也。若其阿意顺指，随君上下，臣禹不胜拳拳，不敢不尽愚心。
　　希望陛下您深入考察上古之道，遵循其节俭的风尚，大量削减车乘服饰御用器物，削减去三分之二。子嗣多少本由命定，陛下应审察后宫女子，选择其中贤德者留下二十人，其余的都让她们回归自己的家中。各陵园内守节女子中没有子嗣的，也应都遣返其家。仅杜陵内就有宫女数百人，实在让人哀怜。宫中马匹不要超过数十匹。衹保留长安城南苑地作为田猎的场所，自城西南至山西乃至鄂等地的苑囿都恢复为农田，分配给贫苦百姓。现今天下百姓遭受饥馑之苦，难道可以不大量削减自己衣食住行的费用，以救济百姓，顺应天意吗？天生圣人，就是为了天下民众，并非祇让圣人自行欢乐而已。因此，《诗经》有言道：“天意难承，为君不易；”“上天时时监察着你，不可心怀二意”。《论语》云“当仁不让”，做皇帝的衹可以圣人之心参诸天地法则，譬照往古贤哲，而不应和臣下讨论。如果臣下曲意奉迎，衹会按照君王的意志行事，我贡禹一腔拳拳之忱，不敢不尽我的一片心啊。

　　天子纳善其忠，乃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迁禹为光禄大夫。
　　汉元帝很欣赏贡禹的忠诚，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韶令太仆减少了食谷的马匹，令水衡减少了供观赏的食肉的禽兽，并把宜春下苑的土地划出来分配给贫民耕种，又废罢了角抵等游戏和齐地的三服官。升任贡禹为光禄大夫。

　　顷之，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诚非草茅愚臣所当蒙也。伏自念终亡以报厚德，日夜惭愧而已。臣禹犬马之齿八十一，血气衰竭，耳目不聪明，非复能有补益，所谓素餐尸禄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为臣具棺椁者也。诚恐一旦蹎仆气竭，不复自还，洿席荐于宫室，骸骨弃捐，孤魂不归。不胜私愿，愿乞骸骨，及身生归乡里，死亡所恨。”
　　不久，贡禹上书说：“当初我年老贫穷，家财总计不到万钱，妻子儿女粗食不能裹腹，粗布衣服尚不蔽体。有田地一百三十亩，蒙陛下错爱征召我，我卖掉百亩田地购置车马以奉诏。到达京城后，被拜为谏大夫，官秩八百石，薪俸钱每月九千二百。太官供给饮食，又承蒙赏赐四时所用之布匹衣服、酒肉以及各种果物，恩德深厚。我曾患疾病，陛下派御医屈尊诊治，仰仗陛下神灵得以不死而活。又被升为光禄大夫，位居二千石，薪俸钱每月一万二千。俸禄赏赐更多了，家境日渐富裕，身位曰益尊贵，这实在不是像我这样的草泽愚臣所应当蒙受的荣光。我私下常想，终究没有办法报答陛下的大恩大德，惟有日夜惭愧而已。如今我贱龄已八十有一，气血衰竭，耳已不聪，目已不明，不可能对国家对朝廷有所贡献了，衹是所谓空食俸禄，有损朝廷形象的废人罢了。我又暗自伤心离家三千里，衹有一个刚年满十二岁的儿子，没有人能在家为我置办棺椁，养老送终。真怕一旦跌倒气绝，不能再活过来，玷污了宫室的席子，尸骨弃于异乡，孤魂归不了故里。怀此私愿，十分希望能辞去官职，返回故里，若能如愿，便死而无憾了。”

　　天子报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守经据占，不阿当世，孳孳于民，俗之所寡，故亲近生，几参国政。今未得久闻生之奇论也，而云欲退，意岂有所恨与？将在位者与生殊乎？往者尝令金敞语生，欲及生时禄生之子，既已谕矣，今复云子少。夫以王命辨护生家，虽百子何以加？传曰亡怀土，何必思故乡！生其强饭慎疾以自辅。”后月余，以禹为长信少府。会御史大夫陈万年卒，禹代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
　　元帝批示说：“朕因为先生有伯夷之廉洁，史鱼之刚直，遵循经义据守古道，不盲目趋从世风，孜孜不倦为民请命，为当今俗世少见之高尚贤良之人，因此而亲近先生，希望先生参与国政。如今还未来得及多听听先生的惊世之论，先生却说要隐退，难道是先生有什么遗憾不顺心的事吗？还是因为和当朝其他官吏志趣不投呢？以前朕曾指示金敞转告您，想在您在世之时就让您的儿子蒙荫食禄，您已经明白朕的心意了，现在却又说儿子年少，无人为您养老送终。以天子之命护佑先生的家庭，即使有一百个儿子又怎能相比呢？俗话说‘勿怀土，，先生又何必日夜思念故乡呢！请先生多进饮食小心生病，保重身体。”此后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适逢御史大夫陈万年逝世，贡禹便接替他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之位。

　　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自贡禹在朝为官后，多次评论政事得失，上书数十次。贡禹认为，古时人民没有赋算口钱的负担，从汉武帝征伐周边少数民族起，开始向老百姓征收重赋，百姓生养儿子长到三岁，便要开始交纳口钱，因此百姓十分困苦，以至于出现生下儿子便杀死的现象，实在是很悲惨可怜。应当规定小孩七岁换牙以后再交口钱，年满二十岁再开始交纳赋税。

　　又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无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
　　贡禹又说古时候不以金钱为货币，专心于农事，因此，一人不耕作，定有因此而挨饿的人。现在汉家实行铸钱，并且诸铁官都纷纷设置官吏和差役刑徒，遣派他们开凿矿山，挖掘钢，一年费工十万人以上，平均一个中等劳力的农夫可养活七个人，这样一来，每年就有七十万人经常遭受饥饿之苦。凿地数百丈，破坏了阴气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砍伐树木森林没有季节时令的限制，水旱之灾未必不是由此而产生的。自从开始铸五铢钱至今已有七十余年，百姓犯私自铸钱之罪而被判刑者甚多，富贵之家积钱满室，尚不满足。民心动摇，商买追逐财利，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使用各种手段，享受着精美的衣服食品，每年获取十分之二的利润，却不用交纳租税，而农夫父子却暴露于田野之中，不避寒暑，拔草碎土，手脚都长满了老茧，已交了谷租，又要交禾秆税，乡部之吏还有各种名目的搜刮勒索，不可胜供。因此人们都抛弃务农本业而追逐商贾末业，从事农业生产者不到总人口的半数。天子虽赐给贫苦农民以田地，但他们还是将它贱价卖掉以从事商买之业，穷困之极就起而为盗贼。这是什么原因呢？末业利大而人们易受金钱诱惑！因此，奸宄邪恶之事屡禁不止，其根源都在于金钱。要消除种种奸邪的现象，就必须禁绝产生奸邪的根源，应当罢除掌管采掘珠玉金银及铸钱的官吏，不再铸造货币。禁止贱买贵卖的市场交易，废除原有的计百物之铢两抵租税的法律，租税、俸禄及赏赐都用布帛和谷物，使百姓都归于农桑，追遵古法，于国于政都为便利。

　　又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
　　贡禹又建议说各处行宫别馆以及长乐宫的戍卫人员可以削减一大半，以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再有各官府的奴婢计有十余万人，他们终日游戏玩耍，无所事事，还要靠征收百姓的赋税来供给他们衣食，每年费用达五、六万之巨，应当将他们免去奴婢身份成为庶人，给予其食，让他们代替关东戍卒，驻扎北边亭塞担任侦察戍卫之职。

　　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
　　贡禹又想奏请皇上下令让各部门自侍中以上的近臣之家，不得私自贩卖货物，与民争利，有违犯规定者，就免官削爵，不得再入仕途。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
　　贡禹还说：孝文皇帝时，崇尚廉洁，鄙视贪污，商买之人，入赘之婿，以及官吏中有贪污、受贿行为者，都禁锢终身，不得为官，奖赏善行，惩罚恶人，不偏袒亲戚，罪证确凿者按律诛杀，罪证不能肯定者，从轻发落，没有赎罪的规定，因此，令行禁止，天下大治，全国共审理和判决案件四百起，和无人犯法，刑法闲置不用没什么区别。汉武帝即位之初，尊重贤才，任用士人，开拓疆域数千里，他认为自己功绩盛大，威望很高，于是开始奢侈纵欲，费用不足，就变更各种旧有规制，使犯法者可以用钱物来赎罪，交纳一定的谷物就可以补为官吏，于是，天下奢侈之风盛行，吏治混乱，百姓贫困，盗贼蜂起，亡命之徒Et众。各郡国害怕祸殃及身，就选择精通掌故、长于为文、熟悉赋税簿籍、善于巧言蒙骗上级官府的人为高官；奸邪之事屑出不穷，便举用凶狠而能控制百姓者、能以苛刻暴虐手段胁迫人屈服者，让他们身居要职。因此无义而有财者显赫于世间，欺诈而善书者尊贵于朝廷，逆乱狂妄而凶狠无畏者位居高职。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要孝悌何用？钱财多就光荣。要礼义何用？善于为文就能显贵。要谨慎何用？凶狠暴虐就能做官。”于是，受过黥、劓、髡、钳等各种刑罚的人也在世间奋起参政，行为虽如同猪狗，却家境富有，势力强大，颐指气使，造就是所谓贤能之人。于是，做官而致富者被视为英雄豪杰，奸诈而得利者被称为壮勇之士。哥哥劝勉弟弟，父亲鼓励儿子，争蹈其途，社会风气的败坏，已到了如此地步！考察其原因，都是由于犯法允许赎罪，求士得不到真正的贤能，郡国长官贪图钱财和私利，诛罚措施实行不力的缘故。

　　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汉地之广，陛下之德，处南面之尊，秉万乘之权，因天地之助，其于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易于决流抑队。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现今要想振兴社会，达到大治，使天下太平，就应当废除赎罪的法律。诸侯国相和郡守选拔举荐人才情况不属实，以及有贪赃行为的，要坚决诛杀，不能仅仅免官而已，这样一来，则人人争相尽力为善，推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唾弃商贾货利之人，进荐举用真正贤能而廉洁的人，天下就会得到大治。孔子祇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因为他一心向道，修身不懈，以致四海之内，天下之君，莫不以孔子之言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何况以汉朝如此辽阔之地域，又有陛下如此深厚的德行，身居国君的尊贵地位，执掌天下大权，藉天地之佑助，要改变世事革易民俗，调和阴阳，化育万物，匡正天下，实比开通河道泄流，制止将坠之物还容易。自盛、尘以来，至今已将近一千年了，其间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很多，然而，太平盛世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舍弃了法度而放纵私欲，奢侈风行而仁义消亡。陛下若诚心追念高祖创业的艰辛，完全效法太宗治国之法，端正自己的言行以表率 臣下，选择贤德之士来辅佐自己，纳进忠正之士，惩处奸臣，远离阿谀谄佞之人，放出各园陵中的女子，罢除歌舞杂伎，杜绝靡靡之音，撤去多余的装饰幔帐，摒弃华而不实之物，进行勤俭节约的教化，引导天下百姓都回归于农业生产，如此坚持不懈，那么三皇、五帝之盛世伟绩皆可比及。陛下若能留意并审察于此，乃天下之大幸。

　　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赦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解，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天子奏书批转发下，诏令百姓生孩子七岁后再开始交纳口钱，这个规定自此开始。又废除了上林宫馆中那些很少有机会临幸的处所，裁减了建章、甘泉宫的卫兵，将各诸侯王庙的卫兵减少一半。其他方面虽没有完全听从贡禹的建议，但元帝很嘉奖他的忠质耿直之心。贡禹又上疏，要求罢除郡国之庙，制定汉家宗庙亲尽则毁的礼制，都未能实行。

　　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又罢上林宫馆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余虽未尽从，然嘉其质直之意。禹又奏欲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皆未施行。
　　贡禹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去世，元帝赐钱百万，任其子为郎，官至束郡都尉。贡禹逝世后，元帝追思他的建议，最终下韶罢除了郡国之庙，确定了亲尽庙毁的制度。但是这些举措遭到了当时一些学识渊博的儒生的非议，事情详见《韦玄成传》。

　　为御史大夫数月卒，天子赐钱百万，以其子为郎，官至东郡都尉。禹卒后，上追思其议，竟下诏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然通儒或非之，语在《韦玄成传》。
　　两龚都是楚国人，龚胜字君宾，龚舍字君倩。两人是好朋友，同以有节操而著名当世，因此，世人称之为楚两龚。两龚少时都好学而通晓经义，龚胜为郡吏，龚舍没有做官。

　　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少皆好学明经，胜为郡吏，舍不仕。
　　过了很长时间，楚王准备进京朝见天子，他听说龚舍名望很高，就聘请他为常侍，龚舍不得已只好跟随楚王入朝，回到王国后他坚决请求辞职，希望集中精力完成其学业，于是又来到长安。龚胜为郡吏，三次被举为孝廉，但因为是王国的人，不能担任宫中宿卫。后补为吏，两次任为尉，一次任为丞，每次龚胜都是到任不久就辞官而去。后来被州举荐茂才，任重泉县令，因病辞官。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举荐龚胜，汉哀帝在做定陶王时就已闻其名声，于是征召龚胜为谏大夫。龚胜入京由人导引谒见哀帝时，向哀帝推荐了龚舍以及亢父的宁寿、济阴的侯嘉，哀帝下诏令全部征召入朝。龚胜说：“我看见国家征召医生和巫师时，常常为他们准备车乘，征召贤德之人也应当为他们准备车马。”哀帝问：“你是乘自己的车来的吗？”龚胜说：“是的。”于是，哀帝下令为被征召者准备车马，前往迎接。龚舍、侯嘉奉韶而来，都任为谏大夫。宁寿称病未至。

　　久之，楚王入朝，闻舍高名，聘舍为常侍，不得已随王，归国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而胜为郡吏，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补吏，再为尉，一为丞，胜辄至官乃去。州举茂才，为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荐胜，哀帝自为定陶王固已闻其名，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甯寿、济阴侯嘉，有诏皆征。胜曰：“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上曰：“大夫乘私车来耶？”胜曰：“唯唯。”有诏为驾。龚舍、侯嘉至，皆为谏大夫。甯寿称疾不至。
　　龚胜身居谏官之职后，多次上书求见，陈述百姓贫困，盗贼繁多，官吏不良，世风淡薄，灾异屡现，不能不担忧警醒。国家规制用度过于宽奢，刑罚过于严峻，赋敛过于苛重，应当以节俭宽松表率天下。其言论宗旨是阐述王吉、贡禹之意。任谏大夫两年多，升为丞相司直，又迁为光禄大夫，代理右扶风职务。过了几个月，哀帝了解到他不是善于处理繁冗政务的人才，又复其旧职，任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龚胜指责董贤惑乱朝纲制度，因此而违逆了哀帝的旨意。

　　胜居谏官，数上书求见，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泰奢，刑罚泰深，赋敛泰重，宜以俭约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贡禹之意。为大夫二岁余，迁丞相司直，徒光禄大夫，守右扶风。数月，上知胜非拨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胜言董贤乱制度，由是逆上指。
　　过了一年多，丞相王嘉上书推荐原廷尉梁相等人，尚书向皇帝检举弹劾王嘉，说他“说话随便，不负责任，迷惑国人，欺蒙皇上，是大逆不道。”皇帝将此劾奏发下让朝中将军大臣们讨论，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都认为王嘉确实触犯了迷国不道之法。惟独龚胜上书说：“王嘉本性邪恶，他所举荐的人多为贪婪残暴的官吏。其位列三公，阴阳不和，诸事并废，罪过都在王嘉，他犯了迷国之罪毫无疑问，不过，这次举荐梁相等人，不算什么大过错。”傍晚时分，讨论结束。第二天又继续讨论，左将军公孙禄问龚胜说：“你昨天的议论没有根据，今天要将讨论结果上报皇上，你最后决定服从哪种意见？”龚胜说：“将军如果认为我的意见不合适，就连我一起弹劾好了。”博士夏侯常见龚胜与公孙禄之间谈话不愉快，就起身到龚胜跟前对他说：“应当同意尚书劾奏所言。”龚胜用手推搡夏侯常说：“你走开！”

　　后岁余，丞相王嘉上书荐故廷尉梁相等，尚书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国罔上，不道。”下将军中朝者议，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为嘉应迷国不道法。胜独书议曰：“嘉资性邪僻，所举多贪残吏。位列三公，阴阳不和，诸事并废，咎皆繇嘉，迷国不疑，今举相等，过微薄。”日暮议者罢。明旦复会，左将军禄问胜：“君议亡所据，今奏当上，宜何从？”胜曰：“将军以胜议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见胜应禄不和，起至胜前谓曰：“宜如奏所言。”胜以手推常曰：“去！”
　　几天后，众大臣又聚会讨论是否可以恢复孝惠、孝景庙的问题，与会者都说应当恢复，龚胜却说：“应当遵循礼制行事。”夏侯常又对龚胜说：“礼制也是有所变化的。”龚胜立刻反驳道：“你走开！是时势变了。”夏侯常恼羞成怒，对龚膛说：“你知道我怎样看你吗？你想标新立异，故意和众人有所不同，以此哗众取宠，博取名声，你不过是像殷末申徒狄一类的人罢了！”

　　后数日，复会议可复孝惠、孝景庙不，议者皆曰宜复。胜曰：“当如礼。”常复谓胜：“礼有变。”胜疾言曰：“去！是时之变。”常恚，谓胜曰：“我视君何若，君欲小与众异，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属耳！”
　　在此之前，夏侯常曾对龚胜说高陵地方有一个人把他的母亲杀了。龚胜将此事禀告于上，尚书问：“你是听谁说的？”龚胜答道：“听夏侯常说的。”尚书又让他再去向夏侯常询问详情，夏堡赏因接连被娄眯在议政时斥责，心中十分恼恨龚胜，于是回答说：“我是听官府中的杂役随便说的，让你不要往外说，你怎么就报告上面了呢？不了解事件的详情，随便奏闻于上是要获罪的。”龚胜没有办法向尚书交待，便上书自己弹劾自己说和夏侯常争吵，有辱朝廷尊严。此事报到御史中丞那里，御史中丞召龚胜和夏侯常前去责问，并上奏弹劾说：“龚胜为二千石的官吏，夏侯常居大夫之位，都有幸得为给事中，参与朝廷议政，却不尊崇朝廷礼义，身居公职，却相互非议怨恨，声色俱厉地争吵辩论，言行恣意而无状，都属不敬之行为。”皇帝下令说：“两人各降级一等。”龚胜谢罪并请求辞职还乡。皇上又给予赏赐，任命他的儿子龚博为侍郎，又让龚胜出任渤海太守。龚胜称病推辞不去就任，六个月后免官还乡。

　　先是，常又为胜道高陵有子杀母者，胜白之，尚书问：“谁受？”对曰：“受夏侯常。”尚书使胜问常，常连恨胜，即应曰：“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详，妄作触罪。”胜穷，无以对尚书，即自劾奏与常争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诘问，劾奏“胜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给事中，与论议，不崇礼义，而居公门下相非恨，疾言辩讼，惰谩亡状，皆不敬。”制曰：“贬秩各一等。”胜谢罪，乞骸骨。上乃复加赏赐，以子博为侍郎，出胜为渤海太守。胜谢病不任之官，积六月免归。
　　哀帝又征召龚胜为光禄大夫。龚胜常常声称有病而卧床不起，多次让其子上书请求免职还乡，恰逢哀帝驾崩。

　　上复征为光禄大夫，胜常称疾卧，数使子上书乞骸骨，会哀帝崩。
　　当初琅邪人邴汉也因品行高洁而被征召，官至京兆尹，后又为太中大夫。王莽专擅朝政后，龚胜和邴汉都请求告老还乡。自昭帝在位时，涿郡人韩福因德行出众而被征召至京师长安，昭帝赐给他策书和束帛让他回归故里。下诏说：“我不忍心让您这么大年纪还操劳国家政事，回乡后，请努力以孝悌之义教化乡里。归乡途中可在官府的驿站传舍中食宿休息，沿途各县要准备酒肉，供给随从及车马饮食。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