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道应训
太清问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弗知也。”又问于无为曰：“子知道乎？”无为曰：“吾知道。” “子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太清又问于无始曰：“向者，吾问道于无穷，曰：‘吾弗知之。’又问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若是，则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孰是孰非？”无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浅，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叹曰：“然则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太清问无穷：“你知道‘道’吗？”无穷说：“我不知道。”太清又问无为：“你知 道‘道’吗？”无为回答说：“我知道‘道’。”太清又问：“你所知道的‘道’也有特征吗？”无为接着回答：“我所知道的‘道’有它的特征。”太清问：“‘道’的特征是怎样的呢？”无为回答：“我所知道的‘道’可以弱也可以强，可以柔也可以刚；可以阴也可以阳，可以暗也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也可以应对无穷。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道’的特征。”太清又对无始说：“刚才我问无穷有关‘道’的问题，无穷说：‘我不知道。’我又问无为，无为说：‘我知道。’我又问：‘你能说出它的特征吗？’无为说：‘我能说出它的特征。’我说：‘这特征是怎么样的呢？’无为回答说：‘它是可以弱也可以强，可以柔也可以刚；可以阴也可以阳，可以暗也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也可以应对无穷。这就是它的特征。’这样的话，你是否能回答无为知道和无穷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呢？”无始回答说：“说不知道的恰 恰说明他知道的深奥，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的肤浅；说不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了它的实质，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只知道它的外表；说不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了它的精粹，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只知道它的大概。”太清听后仰天叹息说：“这么说来，不知道的却是知道，知道的却是不知道。谁晓得知道的却是不知道，不知道的却是知道 呢？”无 始接着说：“‘道’是不可闻的，能听闻到的就不是‘道’；‘道’是不可见的，能看得见的就不是‘道’；‘道’是不可言说的，能言说规定的就不是‘道’。谁晓得生成有形物体的是无形的‘道’？”所以《老子》说：“天下人都知‘善’之所以‘善’时，也就会显出不‘善’来。”所以说“智者不言，言者不智”。
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吴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渑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谁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于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谓也。
白公问孔子：“人可以密谋吗？”孔子不回答。白公又问：“假若像石头一样扔到水里，怎么样？”孔子说：“吴越地区善于潜水的人可以把它捞起来。”白公又说：“假若像水一样泼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菑水和渑水汇合一起，但辨味专家易牙能尝辨出来。”白公于是说：“这么说来，人就根本不能和他们密谋了？”孔子说：“怎么说不可以啊！那些能明白你说话意思的人就可以和他密谋呀！但话又说回来，那些能明白你说话意思的人，你不去和他说，他也会明白。”争夺鱼的人没有不湿衣服的，追逐野兽的人没有跑得慢的，他们并不是乐意这样做，而是利欲之心驱动他们这样做。所以，最高妙的话是不说出来别人就已领悟，最好的行为是不做什么却能样样成功。那些才智浅薄的人才会去争夺那些枝末小利（才会想到与人密谋这样末流的事）。白公就是不懂这其中的道理，所以导致最后因事败走投无路而自缢于浴室之地。所以《老子》说：“言论有宗旨，行事有根据，因为人们无知顽钝，所以也不理解我说的道理。”这无知顽钝的人说的就是白公啊。
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已成而示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其说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此之谓也。
惠施为魏惠王制定国家法令，制定出来后拿给德高望重的各位年长儒生征求意见，儒生们都称赞法令制定得好，惠施于是将法令上呈给魏惠王，惠王十分高兴，拿去给墨煎看。墨煎说：“很好。”惠王说：“既然法令制定得好，那么就拿出去颁布实行了吧？”墨煎说：“不行。”惠王说：“好却不能颁布实行，这是为什么？”墨煎说：“如今那些扛大木头的人，前面的呼喊‘嗨哎’，后面的也同声应和。这是人们在扛举重物时为鼓劲而唱喊的歌声。现在难道没有郑国、卫国那样的高亢激越的乐曲？有的，但就是不用它，这是因为它不如那种号子歌声来得适用。同样，治理国家，在于礼法的实际内容和有效性，而不在于这法令的文辞修饰如何。”所以《老子》说：“法令越详明，盗贼就越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田骈以道术说齐王，王应之曰：“寡人所有，齐国也。道术难以除患，愿闻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为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为材。愿王察其所谓，而自取齐国之政焉己。虽无除其患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可陶冶而变化也。齐国之政，何足问哉！”此老聃之所谓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问者，齐也。田骈所称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
田骈用道术游说齐宣王，齐宣王回答说：“我所拥有的是齐国。你向我说的道术难以消除当前齐国的祸患。所以我倒希望听到一些好的治政高见。”田骈回答说：“我说的道术尽管不直接涉及政事，但可以运用到政事。这就好比说树林里没有成材的树木，但它可以培育出好的树木，供人们使用。所以希望大王能仔细考察我说的话的旨意，能否从中领悟出些能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来。虽然我说的道术中没有关于消除齐国祸患的内容，但是天地之间、六合之内都可以用‘道’来陶冶变化，那你齐国的政事又何足道呢？这就是老子说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像你大王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齐国，而我田骈所说的也不过是树木的培育而已。而实际上树木比不上树林，树林比不上雨水，雨水比不上阴阳，阴阳比不上中和之气，而中和之又怎么比得上这‘道’呢！”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义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听也。九日，叶公入，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也；不能为人，又无以自力，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也，何以异于果之爱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白公胜取得楚国的政权后，不肯将府库内的粮食和兵器分发给民众。七天以后，石乞进见白公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不义之财，又不肯将不义之财布施给民众，我看祸害必定会降临。既然不肯布施给民众，不如用火一烧了之，千万别叫人家利用这些东西来害我们。”白公胜不听。到了第九天，叶公子高从方城攻入楚都，立即将府库里的财物和兵器分发给民众，依靠民众的向心力攻打白公胜，等到第十九天就彻底打败白公胜。这国家本不该白公胜所有而白公胜却想占有它，这可以说是最贪婪的了。不能为他人着想和谋利益，又无能耐保住自我，这可以说是最愚蠢的了。白公胜的吝啬，与枭鸟爱养其子最后被长大的枭子吃掉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老子》说：“执持盈满，不如作罢；锤尖太细，难保长久。”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阏于曰：“无卹贱，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异日，知伯与襄子饮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 曰能为社稷忍羞，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知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谿。”
赵简子选中庶子无恤，即以后的赵襄子为继承人，董阏于说：“无恤低贱，现在选立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什么呢？”赵简子回答说：“无恤这个人，以后一定能为国家忍辱负重。”后来有一次智伯与赵襄子一起饮酒，智伯趋着酒兴向赵襄子头上猛击一掌，赵襄子手下的人请求杀了智伯，赵襄子却说：“先君立我为继承人时说我将会为国家社稷忍辱负重，却未曾说过我好杀人啊！”过了十个月，智伯举兵将赵襄子包围在晋阳，赵襄子分兵出击智伯军，大败智伯，并剖开智伯的头颅作壶器。所以《老子》说：“虽然知道什么是刚强，但却谨守柔弱。甘心处于天下的低卑处。”
齧缺问道于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视，天和将至。摄女知，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而道将为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继以雠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实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无心可与谋。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达，能无以知乎？”
齧缺向披衣问“道”，披衣说：“端正你的形体，集中专一你的视觉，这样天然和气将降临。敛藏你的智慧，端正你的思虑，神明就会留宿在你心中。德将为你显得更美，道将留居你身上。你将纯朴得像新生的牛犊，不探求所有事物的缘由。”披衣的话还没说完，啮缺还是像先前那样显得目光呆滞不言不语。披衣唱着歌而离去，说：“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真实地知道了天道，不以智巧故作矜持；看上去混混沌沌毫无心机，不能与他谋议什么，那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老子》说：“悟彻明白事理，能不使心机（智）掺杂其间吗？”
赵襄子攻翟而胜之，取尤人、终人。使者来谒之，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今一朝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劲构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赵襄子派兵攻打翟国获胜，夺取了尤人和终人两座城镇，使者前来报告赵襄子，赵襄子正准备吃饭，听后露出忧虑的神色。他身边的人看到后就说：“一个早上就攻下两座城镇，这是人们所高兴的事。现在您反而显得忧愁，这是为什么呢？”赵襄子回答说：“长江黄河发大水，也不过三天就退下去了；狂风暴雨，太阳当头照，也都是片刻的现象。现在我们赵氏的德行没有积累多少，而这么轻松夺取两座城镇，衰败也大概会接踵而来了吧？”孔子知道此事后说：“赵氏将要昌盛了。”取得胜利后反而忧虑、反思，这恰恰说明会进一步取胜和昌盛；而为了一点胜利就沾沾自喜则说明非但不会进一步取胜，还会导致失败。取得胜利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保持胜利。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能保持胜利，并将所缔造的胜利果实传给后代。而历史上的齐、楚、吴、赵四国都曾战胜过诸侯，称霸过天下，但最终都走向衰亡，这是因为四国君主都不懂如何保持胜利果实的道理。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果实。孔子的力气大得能拉开城门的门栓，但他却不愿意以力大而著称；墨子善于守御攻城，这种技术连公输般都不得不佩服，但是墨子就是不愿意以善于用兵而出名。所以，善于保持胜利的人，尽管处于强势，但却表现出柔弱，以防止物壮则老。所以《老子》说：“道体虚空，但它的作用无穷无尽。”
惠孟见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说者，勇有功也，不说为仁义者也，客将何以教寡人？”惠孟对曰：“臣有道于此。人虽勇，刺之不入；虽巧有力，击之不中。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击之而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意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意也。夫无其意，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心，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对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 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之者。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此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盂出，宋王谓左右曰：“辩矣，客之以说胜寡人也。”故老子曰：“勇于不敢则活。”由此观之，大勇反为不勇耳。
惠孟拜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大声说：“我所喜欢的是勇猛有力的人，不喜欢那些讲仁义的人。你这位客人对此有何高见指教我？”惠孟回答说：“我这里有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功夫：再骁勇的人也刺不进你的身体，再有力的人也击不倒你。大王难道不想具有这种功夫吗？”康王说：“好。这种功夫我倒想听你介绍介绍。”惠孟于是接着说：“刺你而刺不进身体，击打你而击不倒你，但这还是使受刺击的你感到是一种侮辱。我这里的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本事：再骁勇的人不敢刺你，再有力的人不敢击打你。但不敢刺你，不敢击打你，不等于他没有这种想刺击你的意图。所以，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品行：使别人就根本没有这种想伤害你的意图。但是没有这种想伤害你的意图，不等于说他就有一种爱护你、使你得利的心。由此，我这里再有一种道术，能够使你有这种德行，即别人非但没有伤害你的意图，还无不欣喜愉悦地爱你，使你得利。这种德行要远远超过勇武有力，在这四种情况中属于最好的一种。大王难道不想获得这种德行吗？”康王听后说：“这正是我想获得的。”惠孟接下说：“孔子、墨子就是具有这种德行的人。所以，他们尽管没有任何领地但却成为众人敬仰的精神领袖，他们尽管没有任何官职但却能 成为人们的主宰。天下男男女女无不伸长脖子踮着脚跟仰望他们、并希望他们平安幸福。今天你大王是一个大国的君主，如果你真有孔墨这样的德行，那么，全国范围内的人、包括你自己，都能得到利益，这不比孔墨强多吗？”听了之后，宋康王无话可答。惠孟出去之后，宋康王对身边的人说：“这位客人很会说话，他的辩说使我十分佩服。”所以《老子》说：“勇于柔弱就不会陷于死地。”由此看来，大勇反而成了不勇了。
昔尧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尧、舜、武王于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资也。故人与骥逐走则不胜骥，托于车上，则骥不能胜人。北方有兽，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后，趋则顿，走则颠，常为蛩蛩駏驉取甘草以与之，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负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伤其手。”
过去尧帝的辅佐大臣有九个人，舜帝的辅佐大臣有七个人，武王的辅佐大臣有五个人。尧帝、舜帝和武王跟他们这些辅佐大臣相比，并不具有辅佐大臣那样的本事，但却能相当轻松地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尧、舜、武王都能善于充分利用各人的能力。所以人和千里马赛跑是跑不过千里马的，但乘坐在由千里马拉的车子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北方有一种兽，名叫“蹶”，前肢短如鼠脚，后腿却长如兔，快步走就会叩倒，跑起来就会跌倒，常常为善走而不善觅食的蛩蛩駏骢采摘甘草，但反过来如“蹶”碰到祸害时，蛩蛩駏骢就会背着“蹶”逃跑。这二种兽都以自己的长处能力来帮助、弥补对方的短处不足。所以《老子》说：“那些硬代替工匠去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自伤其手的。”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赫对曰：“臣之所言不可，则不能安周。 臣之所言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无割。故致数舆无舆”也。
薄疑拿着王道之术游说卫嗣君，卫嗣君对他说：“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千乘小国，希望先生能拿治理小国的方法指导我。”薄疑回答说：“大力士乌获能举起千斤重的东西，又何况这一斤重的东西呢？”杜赫拿着安邦天下的方法游说周昭文君，周昭文君对杜赫说：“我只希望学习安定周朝的具体方法。”杜赫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安邦方法不管用，那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安定周朝了；如果你认为我说的安邦方法可行，那么周朝就自然会安定。这就是所谓的认为不能安邦的方法恰恰是可以安邦的。”所以《老子》说：“用大道治理天下无所伤害”，“所以过多地计较称誉不称誉反而得不到称誉”。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赣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受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受教顺可施后世，非独以适身之行也。今国之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金，则不复赎人。自今以来，鲁蹻不复赎人于诸侯矣。”孔子亦可谓知礼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魏武侯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而数胜。”武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其独以亡，何故也？”对曰：“数战则民罢，数胜则主桥，以骄主使罢民，则国不亡者，天下鲜矣。 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于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鲁国的法律规定，鲁国人中有给诸侯作臣妾的，可以将他们赎身为平民，所需的赎金可以由国家的金库来支付。子贡从别的诸侯国那里赎回了作臣妾的本国人，但回来后推辞不受国库的赎金。孔子知道后说：“赐这样做就不对了。圣人做事情，能够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他的行为所起的教化作用能够影响到后世，并不是自以为品行高尚就行了。如今我们鲁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赎回了臣妾而拿国库的赎金和奖金，自然会被人们看轻，认为是不廉洁。但问题是，大家都赎回了臣妾后不接受赎金和奖金，以后谁还会去赎人呢？由此也可推知，鲁国将不会再有从诸侯那里赎回臣妾的人了。”事情也正如孔子预料的那样。所以说孔子也可以算得上一个懂得事物变化发展的人了。这就是《老子》说的：“能观察细微的叫做‘明’。”魏武侯问李克：“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李克回答说：“屡战屡胜。”武侯问：“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气，吴国偏偏为此而灭亡，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李克解释说：“经常打仗，百姓必然感到疲惫不堪；而屡战屡胜必然导致君主骄傲；让骄横的君主去指挥役使疲惫的百姓，不亡国这样的事情是很少见的。君主骄傲就会放肆，放肆纵欲就会穷奢极欲；百姓疲惫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多了就会去动足脑筋谋求摆脱疲惫痛苦，以致会用到谋反的手段。这样上下都将事物推向极端，吴国现在才灭亡已经算晚的了。吴王夫差就是因为这个才败在越王勾践手下，自杀身亡的。所以《老子》说：“功成名就，引身告退，这才符合天之道。”
宁越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 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效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及至，从者以请。桓公赣之衣冠而见，说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问之而故贤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也，以人之小恶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上也。”凡听必有验，一听而弗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合也，权而用其长者而已矣。当是举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以便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穷困得没有办法去齐国见桓公，于是给去齐国经商的商人赶运货车，晚上停宿在齐国都城外。这时，齐桓公去郊外迎接客人，打开城门后，随从让宁戚赶的那辆车回避到一边去；桓公一行人所举的火把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而随从的人又很多。在车旁给牛喂草料的宁戚看了后，悲从心中起，于是敲击着牛角唱起悲凄激越的歌曲，桓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悲曲，情不自禁地拍着仆人的手说：“奇妙，那唱歌的人一定是位不寻常的人。”于是命令随从的车将宁戚载返回去。到了朝廷，随从人员就宁戚的事请示桓公。桓公赐给宁戚衣裳和帽子，并接见了他。宁戚拿治理天下的道理游说桓公，桓公听了后大喜，打算任用宁戚。大臣们纷纷规劝：“这位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我们齐国不远，君王你不如派人到卫国去查访一下，如查访的结果说明宁戚是位贤者，再任用他不迟。”桓公说：“不妥。去查访他只不过担心他有什么小毛病而已；而因人家的小毛病却忽视人家的大优点，这正是贤明君主失去天下士人的原因。”大凡听一个人说话，必定会产生某些心理反应；如与人谈话一次后，便不再去深究其人的底细，这正说明这人的言谈投合听者的心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再说，人无完人，只要经过权衡认为说话者的长处能发扬就行。在这件事上，桓公做对了，因此他果真得了一位人才。所以《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宇宙间的四大，而王居其中之一。”这是说君王应像天地大道那样包容一切。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无以财物为也。”大王禀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弗为。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翟人奚以异？且吾闻之也：不以其所养害其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大王禀父可谓能保生矣。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故老子曰 ：“贵以身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大王亶父住在邠的时候，翟国人经常来侵扰。于是大王亶父拿着皮革、布帛和珍珠玉石赠送给翟国人以求和好太平，但翟人不肯接受，说他们要的是地盘而不在乎财物。大王亶父向百姓解释说：“和人家的兄长一起生活而杀死他的弟弟，和人家的父亲一起生活而杀害他的儿子，这样的事情我是做不出的。大家都好好地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吧！当我的臣民和当翟国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况且我听说了，不能因贪得养生之物而伤害性命。”于是大王亶父拄着手杖离开了邠地，百姓们成群结队地跟随着他离去，后来在岐山下建立了周朝。大王亶父可称得上保重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也不因财物而伤害自身；即使贫贱，也不因为贪利而拖累形体。现在有人从祖先那里接受了爵禄，就生怕会丧失，而对来之不易的生命却轻易地抛弃，这难道不糊涂吗？所以《老子》说：“看重自身而为天下人，有这种美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爱惜自身而为天下人，有这样美德的人可以将天下寄托给他。”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詹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之。从之，神无怨乎！不能自胜而强弗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故 “用其光复归其明”也。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楚王曰：“寡人得立 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 治者也。故本任于身，不敢对以未。”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中山公子魏牟对詹何说：“我虽身处江湖过着隐居避世的生活，但心中还是老惦记着朝政，我该如何办才好呢？”詹何回答说：“就珍惜生命吧！能珍惜生命也就能轻视利欲。”中山公子魏牟又说：“我虽然知道这个重生轻利的道理，但还是无法战胜这名利的欲念。”詹何回答说：“你不能自制欲念，那么就听其自然、顺随它。听其自然、顺随它，你的精神就不会出毛病。反过来，你既不能自制欲念，又要勉强压制不愿顺随，这才会受到双重损伤；如受到这双重损伤的人就不会长寿。”所以《老子》说：“知道保持平和纯厚之气的道理叫做‘常’，懂得这种‘常’的称为‘明智’。纵欲贪生就会有灾殃，欲念支配淳和之气就会逞强。”因此，运用涵蓄着的“光”，返复到观察细微的“明”。楚庄王问詹何：“怎样才能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我只明白修养自身，而不知道怎样治理国家。”楚庄王又说：“我现在能够登位为君执掌朝政，希望学习一些持守国家的方法。”詹何于是接着说：“我还没有听说过自身修养得很好而国家却乱哄哄的事例呢！我还同样没有听说过自身不修养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例呢！所以治国之本在于治身养性，我不敢以一些枝末的内容来回答您。”楚庄王听后说：“说得好。”所以《老子》说：“修养好自身，他的‘德’就会纯真。”
桓公读书于堂，轮人研轮于堂下，释其椎凿而问桓公曰：“君之所读者何书也？”桓公曰：“圣人之书。”轮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轮扁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读书，工人焉得而讥之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然，有说。臣试以臣之所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不固。不甘不苦，应于手，厌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为轮。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实，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一位做车轮的工匠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手中的椎子和凿子，问齐桓公：“君王您正在读的是什么书？”桓公说：“是圣人的书。”这位叫轮扁的工匠又问：“这位圣人还活着？”桓公回答说：“已经死了。”轮扁马上说：“那您读的只能是圣人的糟粕了。”桓公听了，一下变了脸色，怒道：“我读圣贤书，你这工匠凭什么讥笑我？你说出理由来也就罢了，如说不出理由来，就处死你。”轮扁不慌不忙地说：“好的，我说出道理来。我试试拿我做车轮的体会来说说这其中的道理：如果榫头大，榫眼开小了，就会涩滞安不进去；如果榫眼开大了，榫头做小了，太松滑动不牢。不松不紧，得心应手，达到神妙境界的技术，我无法传授给我的儿子，而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学到这技术；所以我尽管年逾古稀、年老无力，但还得亲自做车轮。由此可见，圣人的话中如果有高深神妙的精华，但由于不能言传，所以也必定会随着圣人死去而带走，而只有那些可以言传的糟粕留下来。”所以《老子》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从前，司城子罕辅佐宋君，一次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理，均取决于君王施行赏罚。这爵禄的赏赐，是人民所喜爱的，就请您国君亲自执掌；那诛杀刑罚，是人民所怨恨的，就由我来担当这角色。”宋君听后说：“好。我受百姓赞美，你受百姓怨恨，这样一来我知道诸侯们就不会嘲笑我了。”但实际上宋国人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后，大臣们就亲附子罕，百姓们都畏惧子罕，不到一年时间，子罕就将大权旁落的宋君杀掉而篡夺了宋国的政权。所以《老子》说：“鱼不可脱离池渊，国家的‘利器’不可随便让人知道。”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于是王寿乃焚书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王寿背着书走路，在周国的大路上碰到隐士徐冯。徐冯说：“人的行为应随变化而变化，变化产生了时机。所以识时务者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为。书记载着人的言论，言论当然出自智者，但有智慧的人是不藏书的。”王寿听了徐冯的开导说后将自己的藏书全部烧掉，然后轻松地手舞足蹈起来。所以《老子》说：“议论太多，反而使人无所适从，自己也会感到困惑，所以不如持守虚静之道。”
令尹子佩请饮庄王，庄王许诺。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许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具于强台。强台者，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楚国的令尹子佩请庄王饮酒，庄王答应了。于是子佩在强台这个地方准备了酒席，但庄王又不肯前往了。第二天子佩赤着脚拱手站在殿下，问朝南坐的庄王：“先前君王答应出席酒宴，但又不践约前往，我想大概我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庄王回答：“我听说你将酒席设在强台。这强台是南望料山，靠近方皇湖，左边是长江，右边是淮水，这样好的自然环境能使人高兴得忘掉死的悲哀。像我这样德行微薄的人是无法消受这种欢乐的。我还害怕去了以后会留连忘返呢！”所以《老子》说：“不去看或不去接触那些能惹人之欲望的事与物，以致使人的心神不散乱。”
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无礼焉。厘负羁之妻谓厘负羁曰：“君无礼于晋公子。吾观其从者，皆贤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晋国，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厘负羁遗之壶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国，起师伐曹，克之，令三军无人厘负羁之里。故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
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经过曹国，曹国君对他很不礼貌。这时，厘负羁的妻子对厘负羁说：“我们的国君对晋公子重耳相当不礼貌。但我观察到跟随重耳公子流亡的几位都是贤人，如果这些人能帮助重耳公子回到晋国执掌朝政，必定会讨伐我们曹国的。你为何不乘现在先给晋公子重耳施加恩德呢？”于是厘负羁遵照妻子的话给重耳他们一壶稀粥和璧玉。重耳他们接受了稀粥而将璧玉退回给厘负羁。等到重耳他们返回晋国并执掌朝政后，就发令讨伐曹国，在攻克曹国以后，特地命令三军不许侵扰厘负羁所居住的里巷。所以《老子》说：“委曲反能保全，屈就反能伸直。”
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国破身亡，困于会稽。忿心张胆，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 吴兵先马走，果禽之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亲之，故霸中国。
越王勾践与吴国交战失败，国家破残，人民伤亡，自己又被围困在会稽。这时勾践是内心愤恨、胆气豪壮，激情豪气像涌泉，训练选拔士兵，决心赴汤蹈火与吴国决一雌雄。但经过大臣文种的劝说，以屈辱条件和吴国达成协议，勾践亲自为吴王作臣仆，妻子为吴王作奴仆；又亲自执戈为吴王牵马开道，经过这样多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在干遂将吴国打败，并擒获吴王夫差。所以《老子》说：“柔可以胜刚，弱可以胜强，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没有谁能够亲自实施。”而越王勾践亲自去实行了，所以他最终称霸了中原。
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围之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治城，城治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故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赵简子死后还没落葬，中牟的守将就叛变投靠齐国了。赵襄子将父亲简子下葬料理停当后，第五天发兵征伐中牟城，但包围还没完全合拢，中牟城的城墙突然自行倒塌十来丈，赵襄子下令鸣金收兵。军吏们劝谏说：“君王亲率兵马征讨中牟守将的罪行，城墙自行倒塌，这说明老天爷帮助我们去讨伐这些天理难容的罪人，为什么我们要撤退呢？”赵襄子解释道：“我听叔向说过：‘君子不该在自己有利的形势下去欺凌别人，君子也不该在别人处险境时去逼迫他。’所以让他们将城墙修好后我们方开战进攻吧！”中牟城内的守将听到赵襄子这番如此仁义的话后，便请求投降。所以《老子》说“正因为不与别人争，所以天下也没有人能争得过他”。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马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儋緾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 之，牝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千里之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秦穆公对伯乐说：“你的年纪很大了，你的同族的子弟中有可以派去相马的人吗？”伯乐回答：“一般的良马，可以凭马的外貌骨架来识别。但真的要识别天下难得的良好，就得注意到马身上存在着的若隐若现的神韵，就不能光注意到马的形体和骨架。像这样的马，真是绝世超尘，奔驰如飞，不留痕迹。我的儿孙和弟子，都是下等人才，可以相一般的良好，但没有相千里马的功夫。我倒有一位在一起打过柴的朋友，叫九方堙，此人相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让我来引见给您君王。”秦穆公于是接见了九方堙，并让他外出寻找千里马去。三个月以后，九方堙回来禀报秦穆公，说：“我已找到一匹千里马，在沙丘那个地方。”秦穆公问：“是怎么样的马？”九方堙回答道：“是一匹黄色的雄马。”秦穆公派人去沙丘牵马，一看却是一匹黑色的雌马。秦穆公不高兴了，召来伯乐责问：“败兴得很。你那个朋友相马连毛色和雌雄都分不清，又怎么能相千里马？”伯乐听后叹息说：“九方堙的相马术竟到了这种神妙境地？正说明他的本领要超出我不知多少倍。像九方堙这样的相马术，相的是马原本所赋有的内在灵性和实质。他正是相中了马的内在精华而忘却了马的外表粗疏，他看到的是马的素质而不强调马的外形。九方堙只注意应该注意的地方，而那些不重要的地方，他根本不去注意它；他只强调应该强调的地方，而那些不必注重的地方，他根本不去强调。像他这样的相马术，本身就比千里马珍贵。”这马经过骑试，果然是千里马。所以《老子》说：“最直的好像是弯曲的，最灵巧的好像是笨拙的。”
吴起为楚令尹，适魏，问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之为人也。”屈子曰：“将奈何？”吴起曰：“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闻之，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是变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闻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闻之：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惑吾王之数逆天道，戾人理，至今无祸。差须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爱而笃行之。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吴起任楚国的令尹，一次到魏国去，对流亡魏国的屈宜咎说：“君王还认为我很贤能，任用我做楚国令尹。先生试试看我吴起怎么样来做好这个令尹。”屈直咎问道：“你打算怎样做呢？”吴起说：“我打算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足；精心训练军队，等待机会和各国争霸天下。”屈直咎说：“我屈直咎听说过，以前善于治国的人是不改变原有的制度和常规的，你吴起今天要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和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足，这实际上是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和常规。我屈宜咎又听说：‘激怒是违逆天德的事；兵器则是杀人的凶器；而争斗又是该抛弃的。’你现在阴谋策划违逆天德的事，又好用兵器，并挑起人们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最大的倒行逆施。再说，你先前任鲁国的将领，不应该动用鲁军打齐国，而你却以打败齐国来满足你的意愿。你又指挥过魏军，做过魏国西河郡守，本不应该动秦国的脑筋，而你却使秦国不敢东犯魏界，这样又实现了你的志愿。我听说过，不危及别人，也就不会给自己带来祸害。我现在就感到纳闷，我们的君王屡次违逆天道，背弃人理，怎么至今还没遭受灾祸。唉！这灾祸可能正等着你呢！”吴起听了后惊惧地问：“还可以改变吗？”屈直咎说：“已经形成的局势无法改变。你不如现在真心实意地做些敦厚仁慈的事，或许能有所改观。”所以《老子》说：“不露锋芒，超脱纠纷，敛和光耀，混同尘世。”
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三击之。”王俯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代也。”夜还师而归。老子曰：“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晋国讨伐楚国，连续推进九十里地还不停止。楚国的大夫们请求楚庄王与晋国正式交战，楚庄王说：“先王在世时，晋国不敢征伐楚国，现在到了我执政，晋国却不断地征伐楚国，这说明我存在着错误。怎么能让诸位大夫跟着我蒙受屈辱呢？”众大夫说：“前朝的大臣在世的时候，晋国不敢进犯楚国，现在轮到我们当大臣了，晋国却敢进犯我们楚国，这是我们群臣的罪过啊！请君王下令反击晋军吧！”楚庄王听了难过得低头而泣，泪水都沾湿了衣襟，起身揖拜各位大夫。此事被晋国人知道后议论说：“楚国的君臣争着承担过失的责任，而且楚王还很谦恭地对待大臣，这样的国家我们不可继续征伐下去了。”于是晋军连夜撤兵回国。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的屈辱，这才配称国家的君主。”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祸且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谁为君乎？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矣。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尽矣，子韦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奚以知之？”对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赏，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岁，臣请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请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宋景公的时候，荧惑星停留在心宿的位置，景公很害怕，召见太史子韦询问这件事：“荧惑在心宿，这是怎么回事？”子韦说：“荧惑是表示上天惩罚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正因为这样，所以灾祸将要降落到君王身上。虽然如此，但可以将灾祸转嫁到宰相身上的。”宋景公说：“宰相是任命来治理国家的，把死转移到他身上，不吉利。”子韦又说：“那可以转嫁到百姓身上。”景公马上说：“老百姓都死光了，我当谁的君主？我倒情愿我自己一个人死了。”子韦又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景公接着话题说：“年成是百姓的命根子，年成不好闹饥荒，百姓必定没活路，做人君的让百姓的死来换取自己的性命，那还有谁要我做君主？好了，我的性命也注定要完结了，你也不必再说转嫁灾祸的事了。”子韦听了这话后，起身转向北面，对景公行了个大礼说：“我谨向你表示祝贺，苍天在上能听到人间的一切，君王刚才讲了做人君的应该如何对待臣民的三条原则，上天也必定会给你三个赏赐，今晚荧惑星一定会移动三舍（心、氐、房），你也必定会延年二十一年。”景公不解地问：“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子韦说：“你讲的做君主的三条原则，所以上天也必有‘三’赏，荧惑星移动三舍，每移动一舍就经过七个星座，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能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我愿爬伏在陛阶下等候着，如果荧惑星呆在原处不移徙，我情愿替君王去死！”景公说：“可以。”当天晚上，荧惑星果然移徙三舍。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祸殃的，才配做天下的君王。”
昔者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有客衣褐带索而见曰：“臣能呼。”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说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记，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来。故曰圣人之处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是谓袭明。”
从前，公孙龙在赵国的时候，对弟子们说：“一个人如果无技能，我是不会和他交往的。”这时，有位身穿粗布短衣，腰际索着粗麻绳的客人来见公孙龙，说：“我能大声呼喊。”公孙龙回头问弟子：“我门下可有能大声呼喊的弟子吗？”弟子们回答：“没有。”于是公孙龙说：“那么就让这位客人入我门下吧！”几天以后，公孙龙带着弟子前往燕国游说。到了黄河边，看到渡船在河对岸，便叫那位能呼喊的弟子呼喊摆渡船上的艄公，此人只呼喊一声，渡船便摇了过来。所以圣人处世，不拒绝每一位有一技之长的人士。这也就是《老子》说的：“人没有无用的人，物没有废弃的物，这就叫做含藏着的聪明智慧。”
子发功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子发辞不受，曰：“治国立政，诸侯入宾，此群之德也。发号施令，师未合而敌遁，此将军之威也。兵陈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故辞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楚将子发率军攻打蔡国，胜利而归。楚宣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子发，封给他百顷良田和执圭的爵位。子发推辞不接受，说：“治理好楚国的国政，使各诸侯都来楚国朝拜，这是君王的德行所致；发号施令，军队还没会合上去敌军就逃跑了，这是将军的声威所致；兵卒上阵打败敌军，这是百姓的力量所致。利用百姓的功劳而取得爵禄，是不仁义的。”因此子发是坚持推辞不接受。所以《老子》说：“功成业就而不居功夸耀，正因为不居功，所以这功绩也就不会泯灭”。
晋文公伐原，与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军吏曰：“原不过一二日将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与大夫期。尽而不罢，失信得原，吾弗为也。”原人闻之曰 ：“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闻，亦请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晋文公征伐原邑，和大夫们约定三天攻克。但打了三天，原人还没投降，于是文公依约下令撤兵离去。身边的军官们就说了：“再坚持一、二天原人就会投降了。”文公说：“我当初不知道原邑不可能三天内攻克，但我与大夫们约定三天内攻克，现在三天已过，如果继续攻下去，就会失去信用，这样既使得到原邑，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的。”这事被原人得知了，说：“有这样讲信用的君王，还不投降干什么？”于是纷纷投降。温邑人听说原人投降，也就请求投降了。所以《老子》说：“深远幽昧之中，却有它的精质；这精质非常真诚，真诚中有它的诚信。”所以“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取尊敬，美好的行为可以超越众人”。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 相，则能长自给鱼；此明于为人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公仪休担任鲁国的国相，非常喜欢吃鱼。全鲁国的人都向他献鱼，公仪休一律谢绝不收。他的弟子劝他说：“先生你喜欢吃鱼，又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为什么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你收下了别人送的鱼，就有可能被君王罢免相位，这样反倒吃不到官府供给的鱼；不接受别人献的鱼，也就保着了相位，反倒能长期吃到官府提供的鱼。”这位公仪休真算是懂得为人也为己的人。所以《老子》说：“置自身于最后，结果反而能占先；置自身于度外，结果反而能安存。这不正是由于他没有私心？所以能成就他的私心。”换一种说法是：“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侮辱。”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
狐丘的一位老人对孙叔敖说：“人有三件容易招怨恨的事情，你知道吗？”孙叔敖说：“哪三件？”老人回答说：“爵位高了，士人就会嫉妒他；官做大了，君王便会嫌恶他；俸禄丰厚了，怨恨就会找上门来。”孙叔敖说：“我爵位越高，我的态度越卑恭；我官做得越大，我的心欲越小；我的俸禄越丰厚，我的布施越广泛。我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三方面怨恨，你看可以吗？”所以《老子》说：“尊贵必以贱卑为根本，高大必以低下为基础。”
大司马捶钧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钩芒。大司马曰：“子巧耶？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于弗用也，而以长得其用，而况持无不用者乎，物孰不济焉？故老子曰：“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楚国的大司马有位捶制钩的工匠，年纪已经八十岁了，可是制造出来的钩仍然锋芒锐利。大司马问他：“你是有技艺呢？还是有别的道术呢？”老工匠回答说：“我是坚守着一种信念的。我从二十岁起就喜欢上捶制钩了，这样，我对别的事物均不关心，除了钩我什么都不留意。”所以这位工匠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捶制钩上来，这样也就能长期管用，何况又把握了无论什么都管用的道，那么什么事情不能从“道”那里得到帮助？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的，便同于‘道’。”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纣闻而患之曰：“余夙兴夜寐，与之竞行，则苦心劳形。纵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太子发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冠虽弊，必加于头，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黑、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因费仲而通。纣见而说之，乃免其身，杀牛而赐之。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故老子曰：“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周文王还是诸侯的时候，就磨砺德行，修明政事，只三年功夫，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就归顺了他。纣王知道后忧心忡忡地说：“我如果起早摸黑地和他竞争，那就会费尽心思，劳累形体；我如果对此放纵他置之不理，又担心他以后会讨伐到我的头上来。”这时崇侯虎说：“周伯姬昌仁慈仗义而且智足多谋，他的大太子姬发勇敢且果断，二太子姬旦恭谦节俭且知道时变。如果我们任其发展，那就难以忍受他们的祸殃；如果我们对他们放纵和宽容，以后我们必将遭受危险和灭亡。帽子再破，还得戴在头上。所以还是趁他们还没形成大气候时，请尽快制止他们。”于是纣王让屈商把文王拘囚在羑里的大牢中。这时候，周臣散宜生用重金来收买天下的珍奇宝物，收得驺虞、鸡斯良马、玄玉百玨、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毛皮上千盒，通过费仲疏通，送到纣王手里。纣王见了礼物十分高兴，于是赦免了文王，并杀牛赏赐文王。文王回去后，便用玉来装饰屋门、修筑起灵台、并挑选了不少美女，经常在灵台上奏乐寻欢，以此来等待纣王的进一步失误。而此时的纣王被假象所迷惑，却说：“周伯姬昌终于改弦易辙了，放弃了野心，我不必担忧了。”于是更加荒淫无耻、残暴无道，以致发展到设置炮烙酷刑、挖比干心、剖孕妇腹，杀死直言劝谏的大臣。此时，文王终于可以实施他的计划了。所以《老子》说：“虽然知道什么是荣耀，却安守卑辱，甘愿处于天下低微的地位。”
成王问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敬顺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扶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雠也。昔夏商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无惧也？”故者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周成王向太史佚请教为政之道说：“我要具备怎样的德行，才能使百姓亲附我？”尹佚回答说：“用民要适合时宜，而且要恭敬谨慎地对待他们。”成王接着问：“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敬慎呢？”尹佚说：“好像面临深渊，犹如行走在薄冰上。”成王说：“做个君王，如此可怕！”尹佚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你善待百姓，他们就会热爱你顺从你；你不善待百姓，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你的仇敌。过去夏商的臣民起来反抗桀纣而自愿臣服汤武，宿沙民众自发起来攻打宿沙君王而归顺神农，这些历史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怎么能不害怕这民众的力量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人们所畏惧的，也不能不畏惧”。
跖之徒问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奚适其道也！夫意而中藏者，圣也；入先者，勇也；出后者，义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之。”由此观之，盗贼之心，必托圣人之道而后可行。故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盗跖的门徒问盗跖：“强盗也有道术吗？”盗跖说：“到哪里会没有道术？能够猜中人家家中有什么财物，就是圣明；带头进入人家，就是勇敢；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就是有义气；分赃平均，就是仁爱；知道行动是否成功，就是智慧。这五条道术不具备而能成为大盗的，天底下还没有。”由此看来，盗贼的用心只有依托圣人之道然后才能实行。所以《老子》说：“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才能获得百倍的利益。”
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 士。臣偷也，愿以技赍一卒。”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之礼？”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却。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帱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明又复往取其枕，子发又使人归之。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人归之。齐师 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头。”乃还师而去，故曰无细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也。”
楚将子发喜欢网罗有一技之长的人士，楚国有位擅长偷窃的人前来会见子发，他对子发手下的人说：“我听说子发将军要寻求一技之长的人士，我呢，是楚国集市上的小偷，愿以这偷窃的技艺充当子发手下的一名小卒。”子发听到禀报后，来不及束好衣带、戴正帽子就出来以礼接见这位小偷。子发身边的人看见后说：“小偷是天下公认的盗贼，将军你为什么要如此礼待他？”子发解释说：“这不是你们所能预知的事。”这事过了没多久，齐国兴兵攻打楚国，作为将领的子发率兵抵御齐军。然而楚军接连败退。楚国的贤良之士和大夫们都献计献策，竭尽诚心地想打退齐国，挽回败局，可是齐军就是越战越勇，日益强大。在这关键时刻，那位集市上的小偷来到子发的军帐中请缨说：“我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愿为将军你表演表演。”子发说：“好。”也不问清小偷说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派他去了。当天夜里，小偷就将齐军将领用的帷帐拆了来，连夜献给子发。第二天子发就将这帷帐派人送回齐军将领，并传话说：“我们楚军中的一位士兵外出打柴，得到了将军的帷帐，特派人送还。”是夜，小偷又潜入齐军将领的营帐中偷走了他的枕头。天明时候，子发又派人将枕头送还给齐军将领。第三天晚上，小偷照例偷回了齐将的簪子，子发还是照例派人送还。这事一下子在齐军传开，引起一片惊慌，将军与手下的军官们商量，说：“今天我们如果还不撤军，楚军恐怕就要来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