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思想

兵略

《兵略》篇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

首先，政治上得道，军事上才能取胜。《兵略》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即是与天地顺、与四时合的最高行为准则。得道者，众之所助，虽弱必强；失道者，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证军事上取胜的基本条件。政治上得道的军队可以车不发轫，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本国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乱，即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只要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就可以大国必朝，小国必下。《兵略》还回顾了古时的战争，认为五帝时期的战争是得道的。那时的战争不是为了扩张土地，也不是为了贪金玉之略，而是为了禁暴讨乱，为了消灭残贼天下、令万民不得安生的贪昧饕餮之人，如黄帝击败炎帝，颛顼诛杀共工，尧舜讨灭不义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战无不胜。他们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导之以德，不听，则临之以威武，再不从，则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谓圣人之用兵。殷商以后，至春秋时期的用兵是所谓霸王之兵。这个时期的战争，多是为了消灭加虐于民的敌国之君，为义兵之举，因此往往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这种战争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故也是得道的。战国时期的用兵则是失道的晚世之兵。这时期的战争，无道之君往往设渠堑，傅堞而守，进攻一方也不是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广壤，,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个人私利进行的战争，不仅失道，而且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这种战争最终也不会获得胜利的，因为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其次，军事上取胜的根本，在于加强政治统治，即为存政，建立牢固的统治基础。《兵略》认为，军事上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等物质条件，以及奇谋诈术的巧妙运用和良臣猛将的合理任用等主观条件，虽然是克敌制胜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皆佐胜之具也，并不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根本条件。军事上的必胜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强大，即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略足以知强弱之势。《兵略》认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并指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它主张修政于境内，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这样就可以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而天下响应，《兵略》认为这是用兵之上也。它还列举楚怀王、秦二世败亡的教训，以及武王伐纣的事例，说明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的道理。

再次，《兵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提出：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思想，主张：制胜于未战。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这样可以费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张先以德胜敌，然后再与之战，可以获得全胜，并指出：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反对穷兵黩武。它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所谓庙战，即在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就敌我双方的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积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加强不足之处，保证最终取得全胜。《兵略》认为：只有进行充分的庙战，运筹于庙堂之上，才能够做到决胜于千里之外，并指出：庙战者帝。

其二，比较精辟地论述了军事行动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

《兵略》认为，军队出击，要如神出而鬼行，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使敌人无法察觉，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略》同时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应发如疾风，疾如骇龙，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使敌人未见其发，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贵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敌之虚，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势，迅速发起进攻，并穷追猛打，使敌人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此，《兵略》强调军队采取行动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装备上、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击，就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这样就如同以水灭火，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

为了保证兵出而不徒归，《兵略》还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气势即激发兵将的高昂斗志；地势即善于利用险要地形，能控制战略要地；因势即能把握战机，乘敌之虚，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喝采取军事行动。所谓二权即知权、事权。《兵略》强调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定要详尽侦知敌情，并据此制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同时要很好地隐蔽自己的军队，做到出敌不意，使 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两军交战，能够灵活有序地调遣军队，布阵迎敌，使本方受刃者少，而伤敌者众，此谓事权。《兵略》认为掌握好三势、二权，选拔出精兵强将，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后的军事出击是所谓必胜之攻，是所谓胜定而后战，可以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战接刃而敌破。它强调军队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并指出，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将野无校兵，国无守城，无人能挡。

然而，《兵略》由于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最推崇的还是所谓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的战术思想。它指出，静以合躁，治以持乱并认为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人也不可得胜之道也。并称：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它还提出：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静制动，并非被动地待敌先动而后击之，而是要视其所为，,根据敌人所犯的错误，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之后，出击致胜。当敌无隙可乘时，《兵略》认为要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引诱敌人出错，一旦敌人有间，就要抓住战机， 急填其隙，迅速出击，打败敌人。相反敌人若止而不动，《兵略》认为，己方应相应调整部署，待敌动做，侍机出击。若己方已先敌而动，也要尽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变我静而敌动，重新掌握主动。《兵略》反对在敌人未显现错误之举前，便冒然对其发动攻击，提出：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强调敌容未可见，以数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

《兵略》在强调以静制动的同时，还强调以无形制有形。它认为：诸有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并举例说：风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开闭，是因其无形的缘故。它认为，兵家所恃，无非是天时、地利、巧举、人和。而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因而都有相应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无形者无可奈也，没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谓无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无法无仪、,无名无状，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高深莫测、变幻无穷的军事韬略。《兵略》认为，善用韬略者，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其三，为将帅具体提出了一些统兵、用兵之要。

①将帅必须使部下与自己同心齐力。《兵略》认为：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因而强调将吏一定要以民为体，而兵民则一定要以将为心，并指出：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它还强调：民诚从其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认为战争的胜负，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将的齐心与否而决定好了。《兵略》不仅强调兵将要齐心同力，而且还强调将帅应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它认为：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鸟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将帅统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同时要止如丘山，发如风雨，如此则战无不胜。《兵略》还指出：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认为将帅能使部下用力谐，不仅能致胜于敌，,而且还可以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它分析了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寡胜众的问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在人众一方势不齐，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人众一方做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胜之，则自古至今，未尝闻也，从这个角度再次强调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

②将帅要善于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势。所谓兵势，即指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气势。《兵略》认为： 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它根据用兵的方略把将帅分为上中下3等，认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并善于把握战机，利用兵势，战无不胜，从不失败，是所谓上将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然未必能获得全胜，但也能胜多败少，是所谓中将之用兵；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结果动辄败北，是所谓下将之用兵。《兵略》还十分重视兵势的作用。它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情况下，若兵无势，仍不会取得任何战果。它要求将帅利用兵势，要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员石于万丈之溪一般，使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这样才能百战百胜。

③将帅要威义并用，要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认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谓威义并用，就是要赏罚分明。《兵略》明确指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赏能使士卒冒死征战，罚则使他们令行禁止。只有赏信而罚明，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兵略》还强调将帅必须爱护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爱戴。它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并指出：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因此要求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这样他们作战时才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拼死杀敌。《兵略》还具体提出将帅要做到：暑不张盖，寒不被裘，险隘不乘，上陵，必下，以体验士卒的辛劳，同时还要做到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与士卒同饥渴。,不仅如此，《兵略》还要求作战时，将帅必立矢射之所及，与士卒共安危。《兵略》认为，将帅能够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积德、积爱于自己的部下。它还指出：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如此，何敌不可战胜。

④将帅必须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质。所谓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指治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独顾自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所谓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刚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谓十守，指头脑清醒，谋略深远，意志坚定，明辨是非，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发议论，不推卸责任，不轻易欢喜，下轻易动怒。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将帅做到，发必中诠，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同时还要做到，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兵略》认为，只有这样，将帅才能使自己的政敌无隙可乘，做到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它还认为：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同时指出：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

⑤将帅要善于利用己方之实，攻敌方之虚。所谓实者，即指主明良将，上下同心，气意俱起，同仇敌忾；所谓虚者，指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为将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积怨深重。《兵略》认为：虚实之气，兵之贵也。两军相遇，实则斗，虚则走。气虚一方是无法与气实一方对敌的。但《兵略》也指出：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认为虚实之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它引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强盛及败亡的教训，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践在内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拥地2千里，带甲七十万，是由于用民气之实的结果。其后，夫差骄溢纵欲，拒谏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国灭身亡，是越王勾践因制其虚的结果。由此，《兵略》指出：善于治国统军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

《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优秀的军事理论，同时又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阴阳五行学说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月、日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

养生术，静漠恬澹

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

推病由，情志环境

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

谈施治，理法兼备

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皰而发痤疽。

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

论药物，首重实践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穷之与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也皆相似者。这种注重实践，使药物名实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药的保证。

他如书中还有关于脏腑的论述；疾病命名的记载及形、气、神的论述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与《黄帝内经》同时代或稍晚时的《淮南子》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医学内容，我们应当挖掘整理取其精华，以丰富中医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