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尽管《剪灯新话》曾因言情志怪、有悖道学而遭封禁，但其中实则蕴含根深蒂固的诸如善恶、忠义、人伦等儒家士人思想。神鬼报应之事，往往为游戏曲笔，其深层目的实是要宣扬正统道德。《金凤钗记》中的兴娘借其妹庆娘之身回转尘世，以求与兴哥再续前缘，其间言行举止大胆奔放，如投钗引诱、逼迫就范、怀璧私奔，这些泼辣逾矩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是封建礼制所严厉禁止的，而瞿佑毫不忌讳地对其进行描述，,并使其合情合理，生动有趣，这隐隐显示出一种对封建礼制的破坏与反抗。然而，在小说最后，兴娘又深愧父母恩情，自责绝亲弃孝，要返还父母家中请罪，这又显露出对人伦孝道的遵从恪守。在打破礼制束缚后，却仍旧回归礼制道德。虽然从结构层面上看，这一回归是情节发展及揭示原委的需要，却也足以显示出瞿佑心中秉守的儒家教义。再者，这一回归也意味着终点，既是兴娘命途的终点，又是兴娘与兴哥世缘情爱的终点，其后又成为兴哥生命的终点。,前后相较，兴哥与兴娘违逆礼教获得的是相互厮守的幸福，而重返礼教得到的却是尽皆消陨的悲剧，不难体会其中既幽微又深刻的讽刺。
瞿佑在小说中常常构建出一种奇诡的秩序：现实世界中的平衡秩序被打破，小说人物则在梦境或冥间中寻求新的平衡，而往往这些幻境又是对现实的影射，人物在最后又不得不返回人间现实。譬如《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滕穆知卫芳华为鬼魂，却无所畏惧，并勇于跨越人鬼之间的界线，与之交合，娶其为妻，还带卫芳华回乡居住，却对亲友隐瞒其真实身份，只说是娶于杭郡之良家。为何滕穆不直接告诉亲友卫芳华实为一鬼魂？瞿佑在此只一笔带过，仿佛不言自明，,而其实深藏意味。世人对于鬼魂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鬼魂邪恶、恐怖、怨毒，人鬼遇合是天下之大不韪。世人不允许鬼魂来打乱和破坏人间的正常秩序，也不允许人对人背叛，而与鬼相亲。瞿佑在小说中将鬼魂刻画成贤孝佳妇，灭其恐怖之色，而突显其温柔聪慧、勤勉奉献之质，以求作为那种越轨举动的转移与修饰。在僵化的儒家社会环境中，这种热烈浪漫的爱情却要在欺瞒之中苟且偷生。瞿佑看似漫不经心的掩盖，实则暗含对那些循规蹈矩、,刻板世俗者的讽刺。但同时，在这种漫不经心与刻意颂扬之间，也流露出瞿佑一种折衷的无奈，一方面出离于规则，显现出离经叛道的潜质，一方面却仍然无法脱离礼教规训，寻求与社会的和解。
瞿佑在设置小说情节时，总是将有缘人一步步引向两相聚合，后又一步步引向决绝分离；一步步将神鬼引向真实人间，模糊真实与虚幻的界线，一步步又刺破虚掩的真相，使神鬼回归幻境，由此呈现人鬼之间鲜明而深刻的隔阂。人，无论如何不顾世俗成见，由现实世界而沉溺于鬼神虚幻，最终都难以圆满。瞿佑借人鬼之间的悲欢离合，用这种生命的消亡、情爱的消逝、结局的悲苦，打破虚妄的幻象，揭示了人间世与虚幻境之间终究无法跨越与调和的处境。
艺术特色
诗词
在《剪灯新话》中，那些不适合掺杂诗词的故事，瞿佑并没有生搬硬套，《金凤钗记》这类比较通俗的故事，就没有刻意加入诗词的必要。可见作者对于这种形式的把握还是有一定分寸的。诗笔最深的一层含义是用诗的意境来写作小说。诗意是用凝练的语言，委婉含蓄的方式来抒发作者的情绪，使人体验到的不只是清晰可见的形象，还有朦胧的而邈远的情感流，留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弥补小说过于直观的缺点。,《剪灯新话》中的小说，掺杂诗词的有很多，但是具有诗意的却不多，只有《鉴湖夜泛记》《渭塘奇遇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等篇描写的环境，诗意较浓。《鉴湖夜泛记》写处士成令言，不求闻达，素爱会稽山水……常乘一叶小舟，不施篙橹，风帆浪楫，任其所之……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观下，金风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辉，水天一色，时闻菱歌莲唱，应答于洲渚之间。令言卧舟中，仰视天汉，,如白练万丈，横亘于南北，纤云扫迹，一尘不起。乃扣击船舷，歌宋之问《明河》之篇，飘飘然有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之意。
话本风格
《剪灯新话》还善于吸收话本小说的营养，比较通俗易懂，带有市民趣味，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往往自觉地进行道德说教。话本小说是一种民间说话艺术，是在勾栏瓦肆中讲给市民群众听的，所以语言明白易懂，符合市民趣味。即便是讲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人物，甚至帝王将相，其出身往往也被写得十分低微，甚至还被写成了市井无赖之徒，最后因某一次偶然机会飞黄腾达。这种安排能满足市民企盼荣华富贵的心理。,爱情故事也写得质朴自然，切合平民百姓的实际爱情生活。话本小说十分具有市民趣味，适时加进一些笑料，来吸引市民听众，一些看似浅俗的话语和笑话，正是它们的看点。与唐传奇相同，宋元话本也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作者将情节极尽变化。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紧紧抓住听众的心理，使他们不至于产生听觉上的疲劳感。
说话这种叙事艺术，还讲究在娱乐中对听众进行说教，说书人无法摆脱传统伦理道德、儒教思想、佛教思想的影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思想的宣传员。为了防止听众的厌烦情绪，这类说教内容不会太多，往往也不会跳出故事大发议论。这种道德说教，期望对民众达到一定的教化目的，具有积极意义，到了封建正统文人的手中，这种教化便更加自觉。瞿佑的《剪灯新话》也有道德说教的成分，,但它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的传声筒，而是出于对混乱的社会生活的感悟，希望在小说世界中重建一种理想化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