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十一章

　　五礼之别，三曰宾，盖朝宗、觐遇、会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礼弥繁。自秦灭学之后，旧典残缺。汉兴，始使叔孙通制礼，参用先代之仪，然亦往往改异焉。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魏武帝都鄴，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
　　五礼的分别，第三种指的是宾客方面的礼，包括朝见帝王、诸侯聚会。从周朝以后，遣方面的礼制越来越繁复。自从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先代的典章残缺。汉朝兴起，开始派叔孙通制定礼，参考先代的礼仪，然而也往往有所改变。漠代礼仪中有正会礼，正月初一，夜间的时刻不到七刻，钟声响起，接受贺礼，公侯以下拿着礼物立于朝廷两侧，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上殿呼万岁，然后奏乐宴饮。魏武帝在邺定都，在文昌殿行正会礼，用汉代的礼仪，又设置百盏华灯。

　　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
　　晋朝接受天命，武帝修订正月初一朝会的礼仪，《咸宁注》说的就是这件事。傅玄的《元会励说：“考查夏后的遣训，综合殷商、周朝的典章，采用秦、汉的旧有仪式，制定正月初一朝会的礼仪。”其兼收并蓄由此可知。

　　《咸宁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设。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诣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百官及受贽郎官以下至计吏皆入立其次，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坐，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籓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坐。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掌礼郎赞‘皇帝延太尉等’。于是公、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公等登’。掌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乐以次作。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后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樽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还。王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籓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王等还本位。陛下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具御饭，到阶，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持节，持节跪进御坐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妓’。乃召诸郡计吏前，受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然则，夜漏未尽七刻谓之晨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
　　《咸宁注》：在正月初一前一天，有关官吏各守其职。夜间时刻不到十刻，群臣都集合到来，庭院中的火把被点燃。上朝祝贺，起立，禀报，又向皇后祝贺。退下来，从云龙束中华门进去，到柬小门前的厢房就坐。夜间时刻不到七刻，百官及接收礼物的郎官以下包括掌管文书的官吏都按位次站好，台阶上的卫士如同皇帝到殿前的仪式。计时器不到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等官员分别奏报群臣已各就各位。计时器漏光了，侍中奏报外面已准备妥当。皇帝出来，钟鼓奏乐，各级官吏都跪拜。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御座，钟鼓停止，各级官吏起立。大鸿胪跪着奏报“请朝贺”。掌礼郎唱赞“皇帝请王登殿”。大鸿胪跪着唱赞“藩王臣下某某奉上白璧各一件，两拜恭贺”。太常通报“王都上殿”。谒者引导他们上殿对着皇帝坐下。皇帝站立，王拜两拜。皇帝坐下，又一次拜两拜。跪着把璧放在御座前，又一次拜两拜。礼仪完毕，谒者引导他们下殿，回到原座位。掌礼郎唱赞“皇帝请太尉等人”。于是公、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对着大鸿胪的西面，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的官员对着大行令的西面，都面向北跪倒。鸿胪唱赞“太尉、中二千石等人奉上璧玉、皮毛、丝帛、羔羊、大雁、野鶸，拜两拜敬贺”。太常唱赞“皇帝请公等人上殿”。掌礼郎引导公至金紫将军上殿。皇帝站立，群臣都跪拜两次。皇帝坐下，众臣又拜两次。跪着把璧玉皮毛丝帛放在皇帝的座前，又一次拜两拜。礼仪完成，谒者引导下殿，回到原座位。公奉上璧玉完成礼仪时，大行令同时唱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礼仪相同。完成礼仪后，把礼物送给贽郎，贽郎把璧玉丝帛交给谒者，羔羊、大雁、野鶸交给太官。太乐令跪着请求奏雅乐，音乐按顺序演奏。乘黄令于是派出车辆，皇帝疲困上车，群臣都坐着。白天时间六刻，各少数民族宾客按顺序进入，都拜两遍后，坐下。车驾进去后三刻钟又出来，钟鼓奏乐。谒者、仆射跪着上奏“请群臣上殿”。谒者引导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留在原位。谒者引导王到酒器前斟上寿酒，跪着交给侍中。侍中跪着把酒放在皇帝座前，王退下。王自己斟酒放在位前，谒者跪着奏报“藩王臣下某人举杯，祝皇帝千万岁”。四方奏起音乐，群臣又拜两拜。喝酒后，又拜两拜。谒者引导王等回到原位。皇宫台阶下的人宣告入席，群臣都跪着答应。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分别在殿上敬奉寿酒。奏起典礼的音乐，太官令又给群臣御酒。御酒拿到台阶上，太官令跪着给侍郎，侍郎跪着奉送到御座前。于是向百官布酒。太乐令跪着奏“奏登歌”，奏完三遍才退下。太官令跪着请求准备御饭，饭送到阶前，群臣都起立。太官令拿着勺子跪着递给司徒，拿着饭跪着递给大司农，尚食拿着案几传给持节，持节跪着摆放在御座前。群臣入席。太乐令跪着上奏“奏食举乐”。太宫为百官饭案遍布饭食。进食已毕，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曲按顺序演奏。鼓吹令又上前跪奏“请按顺序引荐众人的才能”。于是把各郡掌管簿籍的官吏召到前面，在阶下接受皇帝的命令。宴饮乐曲完毕，一位谒者跪着奏“请退朝休息”。钟鼓奏响，群臣面向北两次跪拜，出宫。那么夜间计时器不到七刻叫作晨贺，白天计时器到三刻时出来，百官敬奉寿酒，叫作昼会。另外安排女乐师三十人在黄帐外，演奏房中乐。

　　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案礼，白兽樽乃杜举之遗式也，为白兽盖，是后代所为，示忌惮也。
　　长江以束不安定，不再有晨贺。夜间计时器不到十刻，开宣阳门，到清晨才开殿门，白天计时器到五刻，皇帝才出来接受祝贺。皇太子出来会见的人，包括前三个王朝的子孙被封为王侯的人和王公以上的贵族。元旦朝会，在宫殿大堂上设置叫白虎樽的酒器，盖上绘有白虎，如果有人能直言进谏，就打开这樽酒喝。按照礼，白虎樽是宴享礼毕干杯时留下来的仪式，做成白虎盖，是后代的事，表示无所畏惧。

　　魏制，籓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朝礼皆亲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
　　魏朝的制度，附属国的王不能朝见皇帝。魏明帝时，有来朝见的都是经过特别的恩准，不能当做常例。到了泰始年间，有关官吏奏报：“诸侯各国，王公以下入宫朝见的人，东西南北四方各轮两次，三年后轮一周，轮一周后又重新开始。如果临时有事，就延续在第二年朝见。第二年朝见后，要满三年才能再次来朝，不能违反朝见次数的规定。朝见的礼仪都是亲自拿着璧，如同旧时朝见的制度。不朝见的年份，各自派遣卿来访问致意。”皇帝准奏。长江以东王侯不去自己的国，他们中有人接受任命住在外地，就如同一方诸侯之长或刺史二千石的礼制，也没有朝见致意的制度，因此这个礼仪就作废了。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且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于十月朔，犹常飨会。其仪，夜漏未尽七刻，受贺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赞曰‘皇帝为君兴’。三公伏。皇帝坐，乃前进璧。百官皆贺，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食，司徒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如元正之仪。魏晋则冬至日受方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献岁之旦。
　　汉朝因为高帝是在十月平定的秦朝，姑且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到了武帝，虽然改用夏朝的以正月为一年的开始，然而每月初一朝会，到了十月初一，还常有宴会。宴会的礼仪是，夜间时刻不到七刻，接受祝贺和礼物，公侯献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献羔羊，千石、六百石献大雁，四百石以下献野鶸。三公捧着璧上殿到御座前，面向北。太常宣布“皇帝为三公起立”。三公跪倒。皇帝坐下，于是上前奉献璧玉。百官都祝贺，二千石以上上殿高呼万岁，举酒杯。奉进饭食，司徒捧着羹，大司农捧着饭，演奏奉上饮食的音乐。百官接受赏赐，宴会开始，大声奏起音乐，如同正月初一的礼仪。魏、晋则在冬至那天接受四方诸侯国及各级官吏的祝贺，于是有小型朝会。朝会礼仪的规模次于贺新年那一天。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舆亟动，役无宁岁，盖应时之务，非旧章也。明帝凡三东巡狩，所过存问高年，恤疾苦，或赐谷帛，有古巡幸之风焉。齐王正始元年，巡洛阳县，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古代帝王没有不巡枧境内的。魏文帝时天下三分鼎立，边境战事频繁，皇帝的车驾屡屡出动，没有哪一年能安定无事，大概都是应付即时发生的事，并不是依据前代典章。明帝共去东部巡视三次，在路过的地方慰问老人，救济贫困，有时赏赐谷物丝帛，有古代帝王巡视时的风范。蛮工正盘元年，巡枧洛阳县，对老人和地方农田官员各有不同的赏赐。

　　及武帝泰始四年，诏刺史二千石长吏曰：“古之王者，以岁时巡狩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顺省。故虽幽遐侧微，心无壅隔，下情上通，上指远谕，至于鳏寡，罔不得所，用垂风遗烈，休声犹存。朕在位累载，如临深川，夙兴夕惕，明发不寝，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为之怛然。勤躬约己，欲令事事当宜。常恐众吏用情，诚心未著，万机兼猥，虑有不周，政刑失谬，而弗获备览。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惟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谕朕心，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教，问人间患苦。周典有之曰：‘其万姓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于王。’旧章前训，今率由之。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图，苦言至戒，与使者尽之，无所隐讳。方将虑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称朕意焉。”
　　到了武帝泰始四年，下诏书给刺史二千石长吏说：“古代的帝王，按年巡视四方山岳，其次则由东西二位诸侯首领述职，再不然就是派使者视察。因此，即便是幽远隐蔽细微的事，也不至于闭塞不知，下面情况上面掌握，上面的意志远方知晓，做到了丧偶的男女，无不得到了归宿，因此，留传下来的风气和功业，美名保留到现在。我在皇位好几年了，就像站在深谷的前边，起早贪黑心怀戒惧，黎明还不能入睡，坐等天亮，担心四方天灾人祸，为此悲伤。自我勉励，自我约束，希望每件事都办得妥当。常常担心官吏们感情用事，不能表现出真诚，国事繁杂，考虑不周全，政治法律有过失，而不能都看到。百姓有过失，责任在我。祇是岁月艰难，没有闲暇顾及巡视的事情，百姓不能安定，怎么去体恤他们呢?现在派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接受使命向四方出发，走遍天下，亲自与刺史二千石长吏见面，阐明我的心意，访问搜求事情的得失优劣，考察政治教化，询问人间疾苦。周朝典籍上说：‘对人民的利与害写成一部书，人民的礼俗、政治事物、刑罚禁令是否合理写成一部书，暴乱奸邪违犯法令的事写成一部书，疫病丧亡灾荒贫困写成一部书，健康快乐和睦平安写成一部书，每个诸侯国根据书来辨别是非，把结果向王报告。，旧朝典章前代训诫，命令都是根据这些。又准备条文奏章，使我得以清楚地借鉴远古，就像亲身行事一样。大夫君子，各自尽你们的心，专心致力于你们的事务，好的谋略计划，刺耳的言论告诫，全都告诉使者，不要有什么隐讳。我正虚心等你们的意见，努力吧，满足我的意愿。”

　　新礼，巡狩方岳，柴望告设壝宫如礼。诸侯之觐者，宾及执贽皆如朝仪，而不建旗。挚虞以为：“觐礼，诸侯觐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诗》称‘君子至止，言观其旗’。宜定新礼，建旗如旧礼。”诏可其议。然终晋代，其礼不行。
　　新的礼仪，巡枧四方大山，烧柴祭天、望祭山川、报告设立行宫都如同以往的礼仪。诸侯朝见皇帝时，宾客及拿礼物的人都如同朝廷上的仪式，而不设旗帜。挚虞认为：“朝见的礼仪，诸侯见皇帝，各自设置旗帜。旗子的圆形是用来区别爵位显示等级威严的。《诗经》说‘君子到了，观察他的旗帜’。应该制定新礼仪，如同古代礼仪一样设置旗帜。”皇帝下韶书同意他的意见。然而一直到晋朝终结，这个礼仪也没有实行。

　　封禅之说，经典无闻。礼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格。天子所以巡狩，至于方岳，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谶纬诸说皆云，王者封泰山，禅梁甫，易姓纪号。秦汉行其典，前史各陈其制矣。
　　封挥的说法在经典上看不到。礼制上有为了天上的事而祭天，为了地上的事而祭地，因为在名山祭天上告成功，而凤凰降落，龟龙到来。天子在境内巡视，到了四方名山，烧柴祭天，上告事业成功，事情相似而不同。谶纬一类预测吉凶的说法都说，帝王在泰山祭天，在梁甫祭地，改易朝代纪年国号。秦、漠实行逭一典礼，前代的史书各自陈述了典礼的制度。

　　魏文帝黄初中，护军蒋济奏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顺所繇于前，谨遗教于后。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所生而誉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乱，拯流遁之艰厄，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代之废业。始自武文，至于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比往古，无所取喻。至于历世迄今，未废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遑斯事。若尔，三苗屈强于江海，大舜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且去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震荡内溃，在不复淹，无累于封禅之事也。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诏曰：“闻蒋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馀年，近者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天子虽距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不复行之。
　　魏明帝太和年间，护军蒋济奏报说：“在帝王大的典礼中，外出巡枧排在最前面；昭告祖先神灵，祭祀天地的封禅礼排在第一。因此自古以来改朝换代接受天命，没有不去梁父的，没有不登泰山的，没有不刻写下永久留传的名字的，没有不记录下天人会合这一刻的。因而司马相如说，有文字记载以来，七十二代国君，有的顺随前代典章，有的为后世留下教化。太史公说，皇帝有圣明的思想却不宣布，是官吏们的过失。那么首创之功美好德行，不刊刻在梁山的石头上，就不能显示帝王的功业，不能为万民展示不朽的景观。谚语说，‘面对国君而感叹尧、舜的美德，就好比儿子对着生父而夸奖别人的父亲’。如今大魏继承的是诸侯割据的弊端混乱，拯救的是流亡逃难的艰难困厄，承接的是千年以来的衰落，继续的是百代荒废的事业。从武帝文帝开始，到皇上您本人，因此而参考成就天地间的道义，维护入神的教化。上天报应，呈现出吉祥的景象，和古代相比，找不到相同的例子。至于经历几代人到现在，没有举行大的典礼。或许可以推说志向在于扫尽残余的盗贼，涤除剩下的污秽，没精力顾及这件事。如果是那样，三苗在长江边不顺从，大舜应废除束巡的礼仪；徐夷在淮泗强横，周盛王应废止巡视岱岳的礼仪。再说去年在昼江汉水打败吴国，今年在陇西杀减蜀国军队，这对敌人造成的震撼溃散无以复加，不会影响封禅的事情。这个礼仪荒废已久，不是在短时间可以确定的。应交给公卿，全面地撰写出这个礼仪，占卜考定哪一年哪一刻，昭告上天，让天下人称心。我在军旅中服役，完成不了这个大愿望，冒死说出我的想法。”诏书说：“听到蒋济的一番话，使我出汗流到脚面。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封禅的有七十多个君主。因此太史公说，虽有接受天命的国君，但功业不能周遍，所以中间荒废远的有千余年，近的也有几百年，这个礼仪阙失没有记载。我有什么美德，敢做这件事呢!整擅难道是说世上没有，而我有担公登童山的志向吗!我不敢欺骗天。蒋济所说的话，漂亮是漂亮，但不是帮助我。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看过就行了，不要再议论此事，也不必答覆这个诏书。”皇帝虽然拒绝了蒋济的奏章，而实际上派直堂隆草拟封挥的礼仪，因天下没有统一，不想很快举行大礼。赶上高堂隆死了，此事作罢。

　　及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奏曰：“臣闻肇自生灵，则有后辟，年载之数，莫之能纪。立德济世，挥扬仁风，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沦寂寞，曾无遗声者，不可胜记。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顼，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之盛，实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践阼，弘建大业，群生仰流。惟独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负固，历代不宾。神谋独断，命将出讨，兵威暂加，数旬荡定。羁其鲸鲵，赦其罪逆，云覆雨施，八方来同，声教所被，达于四极。虽黄轩遐征，大禹远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号前载，象以数表，言以事告，虽古《河图洛书》之徵，不是过也。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诏曰：“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百姓未宁，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
　　等到武帝平定吴国，统一国土，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璇、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塞、司空张华等人上奏说：“我们听说，自有人类开始，就有了王侯，年代的数目，没能记载下来。树立德行，救助天下，发扬仁义之风，为此而登泰山的有七十四家，可以知道他们谧号的有十四人。名字事迹失传，没留下名声的，多得记不下来。大晋的德行，从重黎开始，辅佐颛顼，到了夏商，世代相承的系统在天地间确立。在周朝，没有停止建立功业。晋的德行上升，天下帮助明圣的人，在外部平定了蜀汉，四海之内，人心向晋，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靠的是美德。到了陛下，受天命接遇皇位，扩建大业，百姓仰慕追随。惟独长江、洞庭湖、沅江、湘江边，有暴徒凭藉天险，历代不顺从。陛下神奇的谋略判断，命令军队出征讨伐，军威稍一施展，几十天就扫荡平定。捆缚凶恶之人，赦免他们的罪逆，云气流行，雨泽施布，四面八方，聚集在我们周围，名声教化的影响范围，达到天下各地。即便是黄轩的征伐，大禹深远的谋略，周朝的盛世，又怎能超过今天呢!至于石碑上发扬圣人之道的文字著称于前代的记载，用数目表示物象，用事件说明言论，即便是古代‘河图洛书，表现出的迹象，也超不过这个。应举行大典，在中岳行礼，在泰山、梁父祭天地，发布宣扬美德的号令，明确最尊贵的位置，享受天赐的福，真诚对待百姓，刻下千年的表记，播散流传后世的名声，使百世以后，没有不振奋的。这是帝王盛大的事业，上天与人最大的愿望。”诏书说：“如今逃亡的敌寇虽然被消灭，但外部阻塞仍有警报，内部百姓还不安宁，遣件光大德行的事，还不该议论。”

　　瓘等又奏曰：“今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属，芒芒禹迹，今实过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礼地祗，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也。乞如前奏。”诏曰：“今阴阳未和，刑政未当，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勒功告成邪！”诏不许。
　　卫璀等人又上奏说：“如今束至大海，西到沙漠，大沙漠的北面，日南北户，没有不前来归顺的，大禹时代辽阔的疆域，如今确已过之。天与人的道义已经圆满，巍巍的功绩已经确立，应当为地神制定礼仪，登上泰山祭祀，向上天表达诚心，以此来报答入神的愿望。乞求按前一奏章办。”诏书说：“如今阴阳还没有调和，刑法政令还不妥当，百姓还没有归宿，怎能刻下自己的业迹报告成功呢!”诏书不准许。

　　瓘等又奏曰：“臣闻处帝王之位者，必有历运之期，天命之应；济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无不可诬，有不敢让，自古道也。而明诏谦冲，屡辞其礼，虽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职典天地，实掌人物，国之大事，取议于此。故汉氏封禅，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盖陈祖考之功，天命又应，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修此礼。至于克定岁月，须五府上议，然后奏闻。”诏曰：“虽荡清江表，皆临事者之劳，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乂，与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无所复下诸府矣。”
　　卫璀等人又上奏说：“我们听说身处帝王位置的人，必定有天道的气数，必定适应天命；救助百姓有功业的人，必定有盛大美德的仪容，有向天报告成功的典礼。无功不能欺骗，有功不敢谦让，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然而诏书表示谦让，屡次推辞封禅的典礼，虽然有美德，但推让而不居功。三公的职守是主管天地，实际上是掌管人物，国家的大事，从中吸取议论。因此汉代封禅，不是这个官位，就不负责这件事。我们以前的奏章，主要是陈述祖先的功业，又顺应了天命，陛下的美德，会合齐同四海，推求古代考察当今，应当修订这个礼仪。至于确定年月，必须经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大将军等商议，然后奏报。”诏书说：“虽然扫荡安定了长江以南，但都是当事者的功劳，不足以向上天报告成功。正期望列国诸侯考虑光大教化，来安定中原，百姓得到太平，让他们休养生息。这是我从早到晚的愿望，没有什么别的要答覆给大家了。”

　　瓘等又奏：“臣闻唐虞三代济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德无与二，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灵祗之款望，何以使大晋之典谟，同风于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诏曰：“方当共思弘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所复纷纭也。”
　　卫璀等人又上奏说：“我们听说唐虞三代救助天下建立大功的国君，没有不向上顺从天意，对下协调百姓的意志，登大山，赴梁父，没有推辞遣件事的人，大概是不能推让。如今陛下功勋超越百王，德行无人匹敌，宏大的功绩典范，显赫的事业，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能评论清楚的。然而圣旨用力谦让，屡次自我贬损，时机到了不响应，推让美名不居功，使皇朝重大礼仪缺漏，也闭塞了神灵的殷切希望，使得大晋的典章，与三皇五帝不同风气。我们真的不敢遵循诏书，请按先前的奏章施行。”诏书说：“现在正该共同考虑弘大道义，来完善各种业绩。等到以后再说吧，对各种说法没有什么要回覆了。”

　　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禅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观俗省方，《礼》有升中于天，《诗》颂陟其高山，皆载在方策。文王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鲁籓列于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圣德，犹得为其事。自是以来，功薄而僭其义者，不可胜数。号谥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昔汉氏失统，吴蜀鼎峙，兵兴以来，近将百年，地险俗殊，人望绝塞。今不羁之寇，二代而平，非聪明神武，先天弗违，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欤！臣等幸以千载得遭运会，亲服大化，目睹太平，至公至美，谁与为让。宜祖述先朝，宪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礼乐之制，正三雍之典，扬名万世，以显祖宗。是以不胜大愿，敢昧死以闻。请告太常，具礼仪复上。”诏曰：“所议诚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尔。”便报绝之。
　　王公和有关官吏又上奏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光辉流存于四海，在名山祭天地，记录在史籍上的，有七十四个国君。舜禹得到天下以后，到四方大山巡视，亲身推行他们的道义。《易经》上着有考察四方风俗，《礼》上着有登名山向上天报告成功，《诗经》上歌颂了登山祭祀。都记载在史策上。周文王作为西伯为殷做事，周公衹拥有诸侯国中的一个鲁，他们或在岐山祭天，或在童山封禅，仅凭藉美德，就可以做封禅的事。从那以后，功业不够却超越礼仪封禅的人，多得数不清，名号谧号没有泯灭，流传到今天。何况高祖宣皇帝开创帝王事业，海外整齐划一；世宗景皇帝辅助了大功业，华夏安宁；太祖文皇帝接受天命缔造了晋，扫荡平定蜀汉；陛下响应天道兴起新王朝，统一天地四方，恩泽广布于百姓，威震四面八方。过去汉朝失去了纲纪，与吴蜀三国鼎立，战争开始以来，将近百年，地势险阻风俗不同，人民的愿望断绝阻塞。如今不受拘束的敌寇，经两代而被平定，如果不是聪明神武，顺应上天本意，谁能建立如此伟大的功业呢!我们有幸赶上千载难逢的机遇，亲身经历这大变化，目睹太平，公正美好到了极至，推让]给谁呢?应按先朝遣训，效法古代，在泰山上刻]石记功，登山向上天报告成功，弘大礼乐的制度，端正祭祀场所的典章，扬名万代，光宗耀祖。因此把这说不完的最大愿望，冒死报告皇上。请告诉太常，准备礼仪。”皇帝又下诏书说：“所议论的的确是历代的盛事，然而目前不可施行。”此事不再提及。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温议宜称太夫人。尚书仆射江[A170]议曰：“虞舜体仁孝之性，尽事亲之礼，贵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无立锥之地，一级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极，宁当忍父卑贱，不以徽号显之，岂不以子无爵父之道，理穷义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经》曰‘纪季姜归于京师’，《传》曰‘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为子尊不加父母，则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兴，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寻前绪，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案《礼》‘幼不诔长，贱不诔贵’，幼贱犹不得表彰长贵，况敢锡之以荣命邪！汉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悦以为孝莫大于严父，而以子贵加之父母，家令之言过矣。爰逮孝章，不上贾贵人以尊号，而厚其金宝币帛，非子道之不至也，盖圣典不可逾也。当春秋时，庶子承国，其母得为夫人。不审直子命母邪，故当告于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窃见诏书，当临轩拜授贵人为皇太妃。今称皇帝策命命贵人，斯则子爵母也。贵人北面拜受，斯则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贵子贱，人伦序矣。虽欲加崇贵人，而实卑之；虽显明国典，而实废之。且人主举动，史必书之。如当载之方策，以示后世，无乃不顺乎！窃谓应告显宗之庙，称贵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礼，以酬鞠育之惠。奉先灵之命，事不在己。妃后虽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嫔，无称妃焉。桓公谓宜进号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于名礼顺矣。”帝特下诏拜皇太妃。三月丙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玺绶仪服，一如太后。又诏曰：“朝臣不为太妃敬，为合礼不？”太常江逌议：“位号不极，不应尽敬。”
　　哀帝即位，想尊崇章皇太妃。桓温认为应称她为太夫人。尚书仆射江膨议论说：“虞舜推行仁孝的本性，尽力于事奉亲人的礼仪，因而得到天王这样尊贵的地位，富有四海。而瞽叟没有立锥之地，没有任何爵位。一片孝心，充满天际，宁可忍受父亲地位卑贱，也不用徽号让他显赫，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儿子给父亲授爵的道理，在理义方面说不通，无法表现自己的亲情吗?《春秋经》说‘纪季姜出嫁到京师，，《传》说‘父母对于子女来说，虽然女儿是天王后，仍称为我季姜’，说的是不因子女尊贵影响到父母。有人认为如果子女尊贵不影响到父母，那么武王为什么给太王、王季、文王追加王号?周朝的三个王，德行与天地相匹配，帝王业迹的兴起，是从那时开始的。因此武王仰慕追寻前代的功业，于是根据天命，追加王号尊崇祖先，表明不是因为儿子尊贵而影响到父母的。根据《礼》‘年幼的不能做悼辞歌颂年长的，地位低下的也不能做悼辞歌颂地位尊贵的，，年幼低贱的尚且不能表彰年长尊贵的，又怎么敢施予他们荣誉称号呢!漠祖因感悟家训中的话而尊崇太公，荀悦认为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了，因而把儿子地位尊贵用在了父母身上，家训中的话错了。至于孝章，．不用尊号显赫买贵人，而是多送金银宝物钱币丝帛，逭并不是做儿子不尽孝道，是因为圣人典章不能逾越。在春秋时，庶子继承国位，他的母亲可以被称作夫人。难道在因儿子为母亲授封号的问题不慎重吗?难道应当向宗庙祖先报告，用先代国君的命令来授封号吗?我认为诏书，应当上朝拜授贵人为皇太妃。现在说皇帝下令为贵人授封，就是儿子为母亲授爵了。要是贵人面朝北跪拜受封，就是母亲做了儿子的臣。天尊地卑，这是名位规定的，母贵子贱，这是人伦的次序。虽然想使贵人地位更高，而实际上使她卑下；虽然明确了国典，而实际废置了它。况且国君的一举一动，史官必定记录下来。如果记载下来的方针策略给后人看了，恐怕不顺吧!我认为应报告显宗的神庙，说贵人仁义娴淑无比，应使用特殊的礼仪，来报答养育的恩惠。奉先君神灵的命令，事情不在于自己。皇妃皇后虽然是国君配偶的名称，然而自皇后以下有夫人和九嫔，没有称作妃的。桓公说应把名号升为太夫人，并非不公允。如果认为夫人的名号还不够，可以称皇太夫人。皇的意思是国君，国君太夫人在名和礼上都说得通。”皇帝特意下韶书，拜授皇太妃。三月丙辰，。派兼太保王恬授玉玺绶带和礼仪服装，与太后完全一样。又下诏书说：“朝廷大臣没有对太妃表示恭敬，这符合礼仪吗?”太常江迪议论说：“地位名号没有到最高，不应致以最大的恭敬。”

　　孝武追崇会稽郑太妃为简文太后，诏问“当开墓不”。王珣答：“据三祖追赠及中宗敬后，并不开墓位，更为茔域制度耳。”
　　孝武帝追授会稽郑太妃名号为简文太后以示崇敬，下诏书问“是否该开立墓位”。王殉回答：“根据三代祖先追蹭及中宗敬后，并不开立墓位，更改墓地制度就是了。”

　　褚太后临朝时，议褚裒进见之典。蔡谟、王彪之并以：“虞舜、汉高祖犹执子道，况后乎！王者父无拜礼。”尚书八座议以为：“纯子则王道缺，纯臣则孝道亏。谓公庭如臣，私觌则严父为允。”
　　褚太后管理朝政时，议论±谴进见时的仪礼。基望、王彪之都认为：“卢灵、还产塑尚且遵从为子之道，何况太后呢!帝王的父亲没有拜见的礼仪。”尚书等八位官员的议论认为：“完全按做子女的规矩办有损于王道，完全按君臣的规矩办有损于孝道。在朝廷如同君臣，私下见面则恭敬父亲，这样公允。”

　　汉魏故事，皇太子称臣。新礼以太子既以子为名，而又称臣，臣子兼称，于义不通，除太子称臣之制。挚虞以为：“《孝经》‘资于事父以事君’，义兼臣子，则不嫌称臣，宜定新礼皇太子称臣如旧。”诏从之。
　　汉、魏的先例是，皇太子对皇帝称臣。新礼认为，太子既然以子为名，而又称臣，兼有臣和子两个称谓，在义理上讲不通，废除太子称臣的制度。挚虞认为：“《孝经》‘像事奉父亲那样事奉国君’，义理上兼有臣和子，所以称臣并没有不妥，应制定新礼，皇太子像以前一样称臣。”韶书依从了。

　　太宁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为皇太子。癸巳，诏曰：“礼无生而贵者，故帝元子方之于士。而汉魏以来，尊崇储贰，使官属称臣，朝臣咸拜，此甚无谓。吾昔在东宫，未及启革。今衍幼冲之年，便臣先达，将令日习所见，谓之自然，此岂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内外通议，使必允礼中。”尚书令卞壸议以为：“《周礼》王后太子不会，明礼同于君，皆所以重储贰，异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谦冲，故宜答拜。臣以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储宫，岂得同之皇子揖让而已。谓宜稽则汉魏，阖朝同拜。”从之。
　　太宁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司马衍为皇太子。癸巳，韶书说：“根据礼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因此皇帝的长子等同于士。而汉、魏以来，尊崇皇储，让官吏们对他称臣，朝廷大臣都行拜礼，这样很没有根据。我过去在束宫，没来得及改革。如今司马衍年幼，善于奉迎的大臣已先到他那裹，将使他逐日习惯他所看到的，认为那都是自然的事，这难道是能教育他的东西吗!主事人以下公卿内外一起议论，让此事一定要符合礼制。”尚书令卞壹的议论认为：“《周礼》中王后太子不朝见帝王，说明在礼制上与国君相同，都是为了尊重王储，使正室嫡长子与他人有所区分。姑且像对国君一样事奉太子，不得不行拜礼。太子如果心存谦逊，应当答拜。我认为皇太子的确立，祭祀报告天地，居正位做皇储，怎能等同于与皇子行宾主相见之礼呢?应当保留漠、魏的规矩，全朝同拜。”依从了他的意见。

　　太元中，尚书符问王公已下见皇太子仪及所衣服。侍中领国子博士车胤议：“朝臣宜硃衣褠帻，拜敬，太子答拜。案经传不见其文，故太傅羊祜笺庆太子，称叩头死罪，此则拜之证也。又太宁三年诏议其典，尚书卞壸谓宜稽则汉魏，阖朝同拜。其硃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褠帻而已。”朝议多同。
　　太元年间，尚书符书公文询问王公以下见皇太子的礼仪及所穿的服装。侍中领国子博士车胤议论说：“朝廷大臣应穿朱衣戴头巾，行拜礼，太子答拜。经传没有这样的记载，前太傅羊祜书信庆贺太子，称叩头死罪，这是行跪拜礼的证据。此外太宁三年诏书议论这个礼仪，尚书令卞壹说应保留汉、魏的规矩，全朝同拜。穿朱衣戴冠冕，祇适用于皇朝之上，所以戴头巾就行了。”朝廷上的议论大多相同。

　　太元十二年，议二王后与太子先后。博士庾弘之及尚书参议，并以为：“陈留，国之上宾。皇太子虽国之储贰，犹在臣位，陈留王坐应在太子上。”陈留王劢表称疾病积年，求放罢，诏礼官博士议之。博士曹耽云：“劢为祭主而无执祭之期，宜与穆子、孟挚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后，不宜轻致废立。记传未见有已为君而疾病退罢者，当知古无此礼。孟絷、穆子是方应为君，非陈留之比。”
　　太元十二年，议论两位王的后人与太子的地位先后。博士庾弘之及尚书参与商议，都认为：“陈留是国家的上宾。皇太子虽然是国家的皇储，仍在臣位，陈留王的位次应在太子之上。”陈留王司马勤上表说自己患病多年，请求罢退，诏书让礼官博士议论此事。博士曹耽说：“司马勘作为祭祀之主而无主持祭祀的日期，应与穆子、孟絷的事相同。”王彪之说：“两位王的后人，不宜轻易就废立。记传中没见到有已经做了国君而因疾病罢退的情况，可知古代没有这个礼制。孟絷、穆子是正要做国君，与陈留王的情况不一样。”

　　咸康四年，成帝临轩，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仪注》，太乐宿悬于殿庭。门下奏，非祭祀宴飨，则无设乐之制。太常蔡谟议曰：“凡敬其事则备其礼，礼备则制有乐。乐者，所以敬事而明义，非为耳目之娱，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飨。宴飨之有乐，亦所以敬宾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飨之，郤至辞曰：‘不忘先君之好，贶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寻斯辞也，则宴乐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言称伯舅。《传》曰‘国卿，君之贰也’，是以命使之日，御亲临轩，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飨下国之使，及命将帅，遣使臣，皆有乐。故《诗序》曰：‘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又曰：‘《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皆作乐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辅相，比于下国之臣，轻重殊矣。轻诚有之，重亦宜然。故谓临轩遣使，宜有金石之乐。”议奏从焉。
　　咸康四年，成帝到宫殿前，派遣使者拜太傅、太尉、司空。《仪注》，太乐在殿庭上守着乐器。门庭之下奏乐，不是祭祀宴会，就没有设置音乐的制度。太常蔡谟议论说：“凡是对事情恭敬则礼仪完备，礼仪完备则有音乐的制度。音乐这东西，是用来表示对事情的恭敬并表明义理的，不是为了感官的欢娱，因此冠礼也用音乐，不仅是宴会。宴会上有音乐，也是用来对宾客表示恭敬的。因此郁至出使楚国，楚子设宴款待他，郁至推辞说：‘不忘先代国君的友好，赐给我重大的礼仪，又加上全套的音乐。，从他的言辞看，可以知道宴会上有音乐。公侯大臣，是国君所器重的人，因而在御座上为他们起立，在车驾上为他们下车，说话时称伯舅。《传》说‘国卿是国君的副手，因此在任命出使的E1子。皇帝亲临殿庭，百官陪同列队，造就是对事情恭敬的意思。古代，天王设宴招待诸侯国的使者，以及任命将帅，派遣使臣，都有音乐。因此《诗序》说：‘皇皇者华，是国君派遣使臣的诗歌。’又说：‘《采薇》用于派遣戍役，《出车》用于慰劳回来的将帅，《杖杜》用于慰劳归来者。，都奏乐演唱。如今任命大使，拜请辅相，与诸侯国的臣相比，轻重不一样。轻礼实在要有音乐，重礼也是适宜的。所以说亲临殿前派遣使者时，应有钟磬奏乐。”议论奏章依从他的看法。

　　汉魏故事，王公群妾见于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礼以为礼无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挚虞以为：“礼，妾事女君如妇之事姑，妾服女君期，女君不报，则敬与妇同而又加贱也。名位不同，本无酬报。礼无不答，义不谓此。先圣殊嫡庶之别，以绝陵替之渐。峻明其防，犹有僭违。宜定新礼，自如其旧。”诏可其议。
　　汉、魏旧例是，王公的众妾拜见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礼认为礼没有不回敬的，改变制度，妃及公侯夫人回敬妾的拜礼。挚虞认为：“按照礼，妾事奉夫人如同媳妇事奉婆婆，妾为夫人服丧一年，夫人没有相应的礼节，可见表示恭敬与做媳妇相同又更加低贱。名分地位不同，本来就没有酬报。礼没有不回敬的，说的不是这种情况。先代圣人区分嫡庶，目的是断绝凌驾取代的势头。防范严明，仍然有越轨违礼的情况。应该制定新礼，自然如同旧制。”韶书认可了他的意见。

　　五礼之别，其四曰军，所以和外宁内，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搜狩而习之。
　　五礼的区分，第四是军事，军队是用来在国外求得和平在国内求得安宁的。但军事是凶事，因此藉狩猎来进行演习。

　　汉仪，立秋之日，自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硃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以获车，驰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既还，公卿已下陈阳前街，乘舆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车，公卿亲识颜色，然后还宫。古语曰在车下车，则惟此时施行。汉世率以为常。至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都讲。今金革未偃，士众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阅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是冬，阅兵，魏王亲执金鼓以令进退。延康元年，魏文帝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阅兵于东郊，公卿相仪，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阅兵。
　　汉代的礼仪，立秋那天，在郊礼结束后，开始展示威仪武功，在束门斩杀祭祀用的牲畜，奉献给陵寝宗庙。仪式是，天子驾兵车，白马红鬣，亲自执弩射杀祭品，祭品用幼鹿。太宰令、谒者各一人把鹿装到车上，快速送到陵寝和宗庙。回到宫中，派遣使者送束帛赏赐给武官。武官练兵，演习战阵的仪式。斩杀祭品的礼仪，名称叫躯刘。官兵都演习孙吴兵法六十四阵。收兵后，公卿以下的官吏在雒阳前街列队，皇帝驾到，公卿以下官吏下拜，天子下车，公卿目睹皇帝容颜，然后回宫。古代有一句话叫在车下车，那么祇是在这时施行。汉代大概以此为常礼。到了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官吏上奏：“古代四季演练武功，都在农事间隙。漠代西京继承秦代制度，三个季节不演练武功，衹在十月有武功考试。如今战事没有平息，军民平素熟悉军事，可以没有四季的演练。但在立秋选择吉利的日子大规模检阅车马兵士，号称阅兵，对上符合礼仪名称，对下继承汉代制度。”奏章被认可。这年冬天，阅兵，魏王亲自掌握金钮战鼓来指挥进退。延康元年，魏文帝做魏王。遣年六月立秋，在束郊阅兵，公卿司仪赞礼，魏王的车用华盖，亲自指挥金釭战鼓的节奏。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一次阅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守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临宣武观，大阅众军，然不自令进退也。自惠帝以后，其礼遂废。元帝太兴四年，诏左右卫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仪作雁羽仗。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故其地因名斗场。自后籓镇桓、庾诸方伯往往阅习，然朝廷无事焉。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季，都亲临宣武观，大规模检阅军队，但不亲自指挥进退。从惠帝以后，这个礼仪被废置了。五童友兴四年，韶书令左右卫及各军营操练，按照大习的仪式制作雁羽仗。成帝咸和年间，韶书命令内外各军队在南郊的空场上比武，因此那个地方被称作斗场。从那以后，地方长官桓、庾等一方首领常常阅兵操练，然而朝廷没有这样的事了。

　　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受节钺，依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
　　汉、魏的先例是，派遣将领出征，符节郎在朝廷大堂上授符节和斧铁。后来荀颉等人所制定的新礼是，派遣将领，皇帝亲临殿前，尚书授符节斧钹，这是依据古代兵书帝王任命将帅有为其跪而推车的隆重礼遇而定的。

　　五礼之别，其五曰嘉，宴飨冠婚之道于是乎备。周末崩离，宾射宴飨之则罕复能行，冠婚饮食之法又多迁变。
　　五礼的区分，第五叫“嘉”，宴会、冠礼、婚礼的道理因此而齐备。周代末年社会动荡，天子以诸侯为宾而在朝上进行的射礼以及宴会的礼仪规，很少还能再施行，冠礼、婚礼及饮食的方式又有了很多变迁。

　　《周礼》虽有服冕之数，而无天子冠文。又《仪礼》云，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王、郑皆以为夏末上下相乱，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礼，则明无天子冠礼之审也。大夫又无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贤才，则试以大夫之事，犹行士礼也。故筮日筮宾，冠于阼以著代，醮于客位，三加弥尊，皆士礼耳。
　　《周礼》虽然有服饰冠冕的礼数，但没有天子之冠的记载。此外《仪礼》说，公侯有冠礼，是从夏朝末年开始的。王、郑都认为夏末上下相乱，篡位弑君的事由此而产生，因此制定公侯冠礼，造就说明确实没有天子冠礼。大夫也没有冠礼，古代五十岁以后才授爵位，怎么可能有大夫的冠礼呢?周朝人到了五十岁才可能德才兼备，那时任用他们做大夫的事，如同施行士礼。因此为日期和宾客占卦，在大堂东面行冠礼以彰明辈次，在客位行醮礼，三次加冠更表示尊贵，逭都是士礼。

　　然汉代以来，天子诸侯颇采其仪。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是也。汉顺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礼，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于高庙，以礼谒见世祖庙。王公已下，初加进贤而已。案此文，始冠缁布，从古制也，冠于宗庙是也。
　　然而漠代以来，天子诸侯多采用这个礼仪。正月甲子和丙子是吉日，可以施行加冠礼，仪式依从冠礼。漠顺帝加冠，又兼用曹褒新礼，服饰先加缁布进贤冠，然后是雀弁、武弁，再后来是通天冠，都在高庙，按照礼谒见世祖庙。王公以下，开始加进贤冠而已。根据此文，最初戴缁布冠，是依从古代制度，在宗庙加冠。

　　魏天子冠一加。其说曰：“士礼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诸侯无加数之文者，将以践阼临下，尊极德备，岂得与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孙毓以为一加再加，皆非也。
　　逸天子加冠一次。这个说法是，士礼加冠三次，表示有所成就。至于天子诸侯没有加冠次数记载，是因为天子将君临天下，地位至尊道德完备，怎能与士相同呢?秀抵太子加冠两次，皇子和王公长子加冠三次。逊范认为分别是一次和两次，都不对。

　　《礼》醮辞曰：“令月吉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案鲁襄公冠以冬，汉惠帝冠以三月，明无定月。而后汉以来，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宁二年秋闰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则非必岁首。
　　《仪礼》醮辞说：“吉利的月份，吉利的El子，因为年份善，因为月份吉。”案鲁襄公在冬天行冠礼，汉惠帝在三月行冠礼，说明没有固定的月份。而后漠以来，皇帝加冠都在正月。到咸宁二年秋天闰九月，派遣使者为汝南王司马柬加冠，说明不一定在正月。

　　礼冠于庙，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庙见，斯亦拟在庙之仪也。穆帝、孝武将冠，皆先以币告庙，讫又庙见也。
　　根据礼冠礼在宗庙举行，然而武帝、惠帝为太子加冠，太子都去宗庙参拜祖先，这也是仿照在宗庙的仪式。穆帝、孝武帝将行冠礼，都先以缯帛祭告宗庙，冠礼之后再次拜谒祖庙。

　　惠帝之为太子，将冠，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大夫屯骑校尉华暠赞冠。
　　惠帝做太子时，将行冠礼，武帝亲临殿前，派兼司徒高阳王司马珪为太子加冠，兼光禄大夫屯骑校尉华虞为加冠礼赞唱司仪。

　　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将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加冕讫，侍中系玄紞，侍中脱帝绛纱服，加衮服冕冠。事毕，太保率群臣奉觞上寿，王公以下三称万岁乃退。案《仪注》，一加帻冕而已。
　　江束几位皇帝将行冠礼，预先设置乐器，百官陪席。又事先在殿上铺设大床，御府令手捧冕、头巾、簪导、衮服交给侍中常侍，太尉负责系头巾，太保加冕。将要加冕时，太尉跪着读祝辞说：“吉月吉曰，开始加冕。皇帝敬穆，思考弘大帝王事业。敬仰吴天，效法天地四方。一切遵从祖先，永远没有终点。长寿吉祥，佐助大福。”加冕完毕，侍中系黑色帽带，侍中脱去皇帝的绛纱服，穿戴衮服冕冠。事情结束，太保带领群臣举杯祝寿，王公以下的人高呼三遍万岁然后退下。根据《仪注》，祇是加一次头巾冠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旧应冠。有司议奏：“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而冠，不复加使命。
　　泰始十年，南宫王司马承十五岁，依照旧礼应当加冠。官吏议论上奏说：“礼，十五岁进入青年，国君十五岁而生儿子，以此说明了加冠的适合时间。此外汉、魏派遣使者为诸王加冠，不是古代制度。”于是制定诸王十五岁加冠，不再派使者。

　　王彪之云，《礼》、《传》冠皆在庙。案成帝既加元服，车驾出拜于太庙，以告成也。盖亦犹拟在庙之仪。
　　王彪之说，《礼》、《传》记载加冠礼都在宗庙。案成帝加冠以后，乘车出去到太庙行礼，报告成功。这大概也是模仿在宗庙的仪式。

　　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仪不存。
　　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那次的仪式没有留存。

　　武帝咸宁二年，临轩，遣太尉贾充策立皇后杨氏，纳悼后也。因大赦，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礼。
　　武帝咸宁二年，皇帝亲临殿前，派太尉买充策立皇后杨氏，娶进悼后。为此大赦，对王公以下有不同赏赐，百官送礼。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礼纳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诸侯婚礼，加纳采、告期、亲迎各帛五匹，及纳徵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惟璋，官为具致之。”尚书硃整议：“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诏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惟给璋，余如故事。”
　　太康八年，官吏上奏：“婚礼中的纳征礼，天子婚礼用黑色币帛，加珪，马八匹。王侯用黑色币帛，加璧，马四匹。大夫用黑色币帛，加羊。占代把皮毛马匹作为陈列于中庭的礼品，天子加上谷珪，诸侯加上大璋，可以按照周代礼仪把用璧改为用璋，其他如羊雁酒米丝帛依旧。诸侯婚礼，加上纳彩礼、告期礼、亲迎礼各币帛五匹，到纳征礼时所用四匹马，都让夫家自备。衹有璋，官府为他准备送去。”尚书朱整议论说：“根据魏朝旧例，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天子诸侯用皮毛马匹作为陈列中庭的礼物，天子加上谷珪，诸侯加上大璋。漠代高后制定聘礼，皇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黄金五十斤，马四匹。魏朝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物，用一百九十匹绢。晋朝兴起，先例用三百匹绢。”韶书说：“公主出嫁到夫家，不宜都为她准备好物品，给她足够用的钱就行了。衹给璋，其他依照先例。”

　　成帝咸康二年，临轩，遣使持节、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六礼备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极殿，群臣毕贺。贺，非礼也。王者婚礼，礼无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纪”，《谷梁》、《左氏传》说与《公羊》又不同。而自汉魏遗事，并皆阙略。武、惠纳后，江左又无复《仪注》。故成帝将纳杜后，太常华恆始与博士参定其仪。据杜预《左氏传》说，主婚是供其婚礼之币而已。又，周灵王求婚于齐，齐侯问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夫妇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则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如人。”此则天子之命自得下达，臣下之答径自上通。先儒以为丘明详录其事，盖为王者婚娶之礼也。故成帝临轩，遣使称制拜后，然其《仪注》又不具存。
　　成帝咸康二年，皇帝亲临殿前，派使持节、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准备好婚礼的礼物，迎拜皇后杜氏。当天入宫，皇帝到太极殿，大臣们一齐祝贺。祝贺并非礼仪规定。帝王的婚礼，礼仪没有定制。《春秋》“墓公在纪迎娶王后”，《谷梁传》、《左传》的说解与《公羊传》又不同。而从汉魏遣留下来的事迹看，都缺漏或省略。武帝、惠帝娶皇后，江束又不再依据《仪注》。因此成帝将娶杜后，太常华恒开始舆博士商定仪式。据杜预的《左传》注说，主婚祇是提供婚礼用的资财而已。此外，周灵王向齐国求婚，齐侯向晏桓子询问答辞，桓子回答说： “夫妻所生的有多少人，没有女儿而有姐妹和姑母，就说先君某公的遣女多少人。”这样天子的命令可以下达，臣下的回答直接上通。先代儒生认为左丘明详细记录了这些事，大概就是指帝王婚娶的礼仪。因此成帝到殿前，派使者以皇帝的名义迎娶皇后，但是《仪注》又没有完备地保存。

　　康帝建元元年，纳皇后褚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旄头。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旄头不设，求量处。又案，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龙旗，其余皆即御物。今当临轩遣使，而立五牛旗，旄头罼{罒干}并出即用，故致今阙。”诏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极者，以敬其始，故备其礼也。今云何更阙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庙，先帝诏后礼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犹复设之邪！既不设五牛旗，则旄头罼{罒干}之物易具也。”又诏曰：“旧制既难准，且于今而备，亦非宜。府库之储，惟当以供军国之费耳。法服仪饰粗令举，其余兼副杂器停之。”
　　康帝建元元年，娶皇后褚氏，而《仪注》殿堂台阶不设置旄牛尾做饰物的旗子。殿中御史上奏说：“今天迎娶皇后，依照成恭皇后入宫时的用品，而《仪注》说皇帝穿衮服戴皇冠上殿，不设旄牛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