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十七章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也。祖燮，汉汉阳太守。父干，魏扶风太守。玄少 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 尉辟，皆不就。州举秀才，除郎中，与东海缪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后 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 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鹑觚男。武帝为晋王，以玄为散骑常侍。及受禅，进爵 为子，加附马都尉。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玄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 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 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 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 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 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诏报曰： “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诏进之。玄复上疏曰：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臣闻舜举五臣，无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也。 不得其人，一日则损不赀，况积日乎！典谟曰“无旷庶官”，言职之不可久废也。 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既差而后更用。臣不废职于 朝，国无旷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已上子弟，为之立 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 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 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 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 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 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 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 皆事业之要务也。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 流后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婴齐 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于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俊士，皆尝从事于农矣。 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 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 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夫 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 令而行也。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若 未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 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虞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 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后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居不见久，则 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 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 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 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奏，帝下诏曰：“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而主者率 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 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 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 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懞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 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 近者孔晁、綦毋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 俄迁侍中。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初，玄进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 免官。泰始四年，以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曰：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臣闻圣帝明王受命，天时未必无灾，是以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惟能 济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无生草而不困匮。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时 小水旱，人未大饥，下祗畏之诏，求极意之言，同禹、汤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 臣伏欢喜，上便宜五事：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 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 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 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 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其二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之诏，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 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 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 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可分为五部，使 各精其方宜。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 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 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 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 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其五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 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 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 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 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 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 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诏曰：“得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 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善，深知乃心，广思诸 宜，动静以闻也。”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诏公卿会议。玄应对所问，陈事切直， 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转司隶校尉。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献皇后崩于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于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 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 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 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 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寻 卒于家，时年六十二，谥曰刚。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 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 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 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 及’，信矣！”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其后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咸字长虞，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常慕季 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颍川庾纯常叹曰：“长 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咸宁初，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 随咸之官，自表解职。三旬之间，迁司徒左长史。时帝留心政事，诏访朝臣政之损 益。咸上言曰：“陛下处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亲览万机，劳心日昃。在昔帝 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逾陛下也。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 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 而亲农者少也。臣以顽疏，谬忝近职，每见圣诏以百姓饥馑为虑，无能云补，伏用 惭恧，敢不自竭，以对天问。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 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 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 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 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在位多所执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 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 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 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咸以世俗奢侈，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 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 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 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 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 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 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又议移县狱于郡及二社 应立，朝廷从之。迁尚书左丞。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咸言于骏曰：“事与世变，礼随时宜，谅暗之不行尚矣。 由世道弥薄，权不可假，故虽斩焉在疚，而躬览万机也。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 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虽大孝蒸蒸，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 于万机之事，则有不遑。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暗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 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颙颙，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 既已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 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 意忘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岂在多。”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 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恺乃造骏。咸因奏曰：“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 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 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帝以骏管朝政，有诏不问，骏甚惮之。咸复与骏笺讽切之， 骏意稍折，渐以不平。由是欲出为京兆、弘农太守，骏甥李斌说骏，不宜斥出正人， 乃止。骏弟济素与咸善，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 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 快耳！左丞总司天台，维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尽性而处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 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答曰：“卫公云酒色之杀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 人不为悔。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 当自矫枉过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空空为忠益，而当见疾 乎！”居无何，骏诛。咸转为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时太宰、汝南王亮辅政，咸致书曰：“咸以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 周之事。圣人且犹不免疑，况臣既不圣，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 谅暗，听于冢宰，而杨骏无状，便作伊、周，自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 不可胜，亦是殿下所见。骏之见讨，发自天聪，孟观、李肇与知密旨耳。至于论功， 当归美于上。观等已数千户县侯，圣上以骏死莫不欣悦，故论功宁厚，以叙其欢心。 此群下所宜以实裁量，而遂扇动，东安封王，孟、李郡公，余侯伯子男，既妄有加， 复又三等超迁。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 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 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 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窃以为忧。又讨骏之时，殿下 在外，实所不综。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论功。论功之事，实未易可处，莫若坐观得 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咸复以亮辅政专权，又谏曰：“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 今之处重，宜反此失。谓宜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 比四造诣，及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 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无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责，而自求请命之劳，而公以为少 府。私窃之论，云长容则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 至叵听也。咸之为人，不能面从而有后言。尝触杨骏，几为身祸；况于殿下，而当 有惜！往从驾，殿下见语：‘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鳞！’自知所 陈，诚触猛兽之须耳。所以敢言，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前摩天子逆鳞，欲以尽 忠；今触猛兽之须，非欲为恶，必将以此见恕。”亮不纳。长容者，夏侯骏也。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臣咸以为夫兴化之要， 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职有不同。譬诸林木，洪纤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扬逮于仄 陋，畴咨无拘内外。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穨，复多 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既使通塞无 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 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 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贵？臣闻刑惩小人， 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 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 惧，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责之无惧，所谓‘齐之以刑，人 免而无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则虑罪之及，二则惧致怨谤。己快则朝野称咏，不 善则众恶见归，此之战战，孰与倚限法以苟免乎！”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咸再为本郡中正，遭继母忧去官。顷之，起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咸前后固 辞，不听，敕使者就拜，咸复送还印绶。公车不通，催使摄职。咸以身无兄弟，丧 祭无主，重自陈乞，乃使于官舍设灵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驽弱，不胜重任。加 在哀疚，假息日阕，陛下过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归穷上闻，谬诏既往，终然 无改。臣虽不能灭身以全礼教，义无靦然，虚忝隆宠。前受严诏，视事之日，私心 自誓，陨越为报。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切敕都官，以此为先。而经弥日月，未 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奖厉，虑于愚戆，将必死系，故自掩检以避其锋耳。在职有 日，既无赫然之举，又不应弦垂翅，人谁复惮？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声震内外， 远近清肃。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亦由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诏曰：“但当 思必应绳中理，威风日伸，何独刘毅！”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 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然，贵戚慑伏。咸以“圣人久于其道，天下化 成。是以唐、虞三载考绩，九年黜陟。其在《周礼》，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 年有成’。而中间以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 时仆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 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诏曰：“政 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 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诏亦不许。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咸上事以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 者皆弹纠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马之内有违法宪， 谓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 沽不绝，如此之比，中丞推责州坐，即今所谓行马内语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 僚矣，何复说行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复说行马之内者，内外众官谓之百僚， 则通内外矣。司隶所以不复说行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说之故也。中丞、司 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 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惟所纠得无内外之限也。而结一旦横挫臣， 臣前所以不罗缕者，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今既所愿不从，而敕云但为过耳，非所 不及也，以此见原。臣忝司直之任，宜当正己率人，若其有过，不敢受原，是以申 陈其愚。司隶与中丞俱共纠皇太子以下，则从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也。得纠皇太子 而不得纠尚书，臣之暗塞既所未譬。皇太子为在行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马之内而 得纠之，尚书在行马之内而不得纠，无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结以此挫臣。臣可无 恨耳，其于观听，无乃有怪邪！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司隶荀恺所奏，先帝不 以为非，于时莫谓侵官；今臣裁纠尚书，而当有罪乎？”咸累自上称引故事，条理 灼然，朝廷无以易之。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吴郡顾荣常与亲故书曰：“傅长虞为司隶，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虽非周才， 偏亮可贵也。”元康四年卒官，时年五十六，诏赠司隶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袭、 钱二十万，谥曰贞。有三子：敷、晞、纂。长子敷嗣。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敷字颖根，清静有道，素解属文。除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傅参军，皆不起。 永嘉之乱，避地会稽，元帝引为镇东从事中郎。素有赢疾，频见敦喻，辞不获免， 舆病到职。数月卒，时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为上虞令，甚有政绩，卒于司徒西 曹属。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祗字子庄。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武帝始建东宫， 起家太子舍人，累迁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母忧去职。及葬母， 诏给太常五等吉凶导从。其后诸卿夫人葬给导从，自此始也。服终，为荥阳太守。 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 祗乃造沈莱堰，至今兗、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寻表兼廷尉，迁常侍、左军 将军。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

　　及帝崩，梓宫在殡，而太傅杨骏辅政，欲悦众心，议普进封爵。祗与骏书曰：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骏不从。入为侍中。时将诛骏，而骏不之知。 祗侍骏坐，而云龙门闭，内外不通。祗请与尚书武茂听国家消息，揖而下阶。茂犹 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 起。骏既伏诛，裴楷息瓚，骏之婿也，为乱兵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楷不平，因 奏楷是骏亲，收付廷尉。祗证楷无罪，有诏赦之。时又收骏官属，祗复启曰：“昔 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出赴爽，宣帝义之，尚迁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加罚。” 诏又赦之。祗多所维正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