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治期篇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古今论者，莫谓不然。何则？见尧、舜贤圣致太平，桀、纣无道致乱得诛。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世俗的人认为古代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会稳定；君王不贤明道德教化被舍弃而衰败，道德教化衰败就政事失败社会动乱。从古至今论述此事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表现在尧、舜圣贤招致天下太平，桀、纣政治昏庸招致社会动乱而被杀。按照实际情况来评论，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吏百石以〔下〕，若〔斗〕食以〔上〕，居位治民，为政布教，教行与止，民治与乱，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洁，居位职废；或智浅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据有功而加赏，案无功而施罚。是考命而长禄，非实才而厚能也。论者因考功之法，据效而定贤，则谓民治国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道之所为也。故危乱之变至，论者以责人君，归罪於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责，愁神苦思，撼动形体，而危乱之变，终不减除。空愤人君人心，使明知之主，虚受之责，世论传称，使之然也。
凡“百石”以下和“斗食”以上的各级官吏，处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办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行得通行不通，老百姓安定与动乱，都是由“命”决定的。有的人才智高超行为廉洁，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却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远古时代罢免昏庸的官吏，提拔贤明的官吏，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也根据没有政绩而加以惩罚。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命”而推崇他们的“禄”，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重视他们的能力。那些论事者由于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是根据功效来评定官吏贤与不贤，就说百姓安定国家太平，是贤君的政治带来的；百姓动乱国家危险，是君王无道造成的。所以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出现时，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君王接受了责备并自我进行追究，精神思想愁苦不已，身心操劳，而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消除。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药气之愈病，犹教导之安民也，皆有命时，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良医能够施行他的针药，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是因为他遇到了暂时还不会死的人，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如果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毫无办法。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如同动乱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样。药力能治好病，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老百姓一样。这都有它的命数和时运，不能全靠人力去改变。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这是天命决定的！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据此说来，教化行不行得通，国家的安定危乱，都是由命数时运决定的，并不决定于人的力量。
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於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贤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天地历数当然也。以尧、汤之水旱，准百王之灾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则其福佑非德所为也。
世道混乱百姓叛逆，国家的危险灾害，决定于上天，贤君的德行不能使它们消退。《诗经》上说周宣王时遭受大旱灾。《诗经》上说：“周朝留下的众民，没有一人不受罪。”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遗漏而不受灾害。如果周宣王只是个贤君，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那么仁慈完美的君王，谁也超不过尧和汤，然而尧却遭受洪水之灾，汤却遭受大旱之灾。洪水干旱是灾害中最厉害的了，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难道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吗？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出现这样的灾害。用尧和汤遭受的水旱灾害，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说明这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好坏所造成的。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灾害，那么国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并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带来的。
贤君之治国也，犹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孙皆为孝善。子孙孝善，是家兴也；百姓平安，是国昌也。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此善恶之实，未言苦乐之效也。家安人乐，富饶财用足也。案富饶者命厚所致，非贤惠所获也。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贤君治理国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慈父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诫，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子孙是孝善的人，是家庭兴旺的表现；百姓平安，是国家昌盛的表现。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兴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同样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昌衰兴废，都是由天时决定的。以上说的只是关于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谈到痛苦和欢乐方面的效验。家庭平安老少欢乐，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物费用丰足的缘故。考察富饶的人，是因为他的“命厚”而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贤惠而获得的。人们都知道家境富饶处在安乐之中的人是因为他“命禄”厚重，却不知道国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于“历数”吉利所决定的。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君王无道造成的。国家该当衰乱，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时势该当太平，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天下的太平与动乱，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气数而不决定于教化。君王贤与不贤，政治清不清明，对此都不能加以改变。
世称五帝之时，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时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时政致。何以审之？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禀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於有余，争起於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於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谓为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照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以变见而明祸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世人称颂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每户人家都有十年的积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也许事实不是这样，而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也或许是这样，但都不是由于政治造成的。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社会之所以造成混乱的原因，不是由于盗贼众多，到处发生战争，老百姓抛弃了礼义，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像这类事情，是由于粮食缺乏，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在衣食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传上说：“谷仓米库充足，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衣服食物富足，老百姓就会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富余，争斗起因于不足。谷物充足食物丰富，礼义之心就会产生；礼仪盛多讲究礼义，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奠定了。因此，荒年的春天，不拿东西给亲戚吃；丰年的秋天，邀请四邻共同享受。不拿东西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共同享受，是善良的义举。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本质特性，而在于年岁的丰歉。因此说来，礼义的推行，在于谷物的充足。考察谷物收成的好坏，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发生水灾或旱灾的年头，庄稼没有收成，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时数”本该如此。如果一定认为水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那么桀、纣当政之时，应该经常发生水灾和旱灾。考察桀、纣当政之时，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灾害出现自有一定的“时数”，也许反而在圣君当政之世出现。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大旱，都认为碰巧遇到这样的“时数”，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解释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却偏偏说是政治不好的征兆，这种解释只是为了表明尧、汤道德高尚，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知道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根据尧、汤的情况来论证历代帝王，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都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根据灾变的出现而辨明是祸还是福，五帝时代出现的太平社会，不是由于道德所造成的，就很清楚了。
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见於面部。其病，遇邪气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寿讫也。国之乱亡，与此同验。有变见於天地，犹人温病而死，色见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灾，犹人遇气而病也。灾祸不除，至於国亡，犹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论者谓变征政治，贤人温病色凶，可谓操行所生乎？谓水旱者无道所致，贤者遭病，可谓无状所得乎？谓亡者为恶极，贤者身死，可谓罪重乎？夫贤人有被病而早死，恶人有完强而老寿，人之病死，不在操行为恶也。然则国之乱亡，不在政之是非。恶人完强而老寿，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人患了温病将要死的时候，事先会有带病态的气色在面部出现。生这种病，是遇到邪气了。这种病治不好，会引起死亡，寿命就会终结。国家的混乱危亡，与人生病是同样的征兆。天地间有灾变出现，如同人患温病将死的时候，病态气色出现在面部一样。出现水旱灾害，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灾祸不消除，就会引起国家灭亡；如同病治不好，会引起人死亡一样。论者认为灾变是政治好坏的征兆，贤人患了温病气色呈现病态，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操行所产生出来的吗？认为水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道所造成的，贤人生了病，可以认为是他的行为恶劣而得的病吗？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点，贤人死了，可以认为是他的罪行深重吗？贤人有得病而早死的，恶人有身强力壮而长寿的。病死的人，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那么国家的动乱危亡，也不在于政治的正确与错误。恶人身强力壮而长寿，政治不好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存在下去。由此说来，祸变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不好，福瑞出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好，就很清楚了。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岁害鸟帑，周、楚有祸；綝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皆灾。当此之时，六国政教未必失误也。历阳之都，一夕沈而为湖，当时历阳长吏未必诳妄也。成败系於天，吉凶制於时。人事未为，天气已见，非时而何？五谷生地，一丰一耗；谷粜在市，一贵一贱。丰者未必贱，耗者未必贵。丰耗有岁，贵贱有时。时当贵，丰谷价增；时当贱，耗谷直减。夫谷之贵贱不在丰耗，犹国之治乱不在善恶。
在天上出现的变化，是日月遮光而发生日食、月食现象，四十二个月发生一次日食，每五六个月发生一次月食。日食、月食的发生，有一个固定的期数，不在于政治的好坏。千百次灾变，都是同一种情况，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岁星冲犯朱雀的尾部，周、楚两国将有灾祸；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受了灾害。正当这个时候，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不一定有什么失误。历阳县城，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当时的历阳地方官吏，不一定有欺诈妄为的过失。成败决定于上天，吉凶决定于时数。人还没有具体行动，天上的征兆已经出现，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五谷生长在田地里，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在市场上出售的谷物，价格有时高有时低。丰收年景谷物不一定便宜，歉收年头谷物不一定价钱高。丰收歉收有一定的年头，价高价低有一定的时数。时数注定谷价应当高，丰收的谷物价值大增；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歉收的谷物价值大减。谷物的价格高低，不在于丰收歉收，如同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
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佑并至，世则谓之贤君所致。无道之君，偶生於当乱之时，世扰俗乱，灾害不绝，遂以破国亡身灭嗣，世皆谓之为恶所致。若此，明於善恶之外形，不见祸福之内实也。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长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无所改更。然而盗贼或多或寡，灾害或无或有，夫何故哉？长吏秩贵，当阶平安以升迁，或命贱不任，当由危乱以贬诎也。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安危存亡，可得论也。
贤君登位，刚巧遇到社会注定该当安定的时代，在上的君王的道德自然很好，在下的老百姓自然良善，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祥瑞福祐，一齐到来，世人就认为这是贤君所带来的。无道的君王，刚巧生逢社会注定该当变乱的时代，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灾害接连不断，竟至于国破身亡子孙后代断绝，世人都认为这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只看到善恶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祸福的内在实情。遭祸受福不在于为善或为恶，善恶的验证也不在于遭祸还是受福。地方官上任，没有什么作为，施政教化完全因袭前任的做法，没有什么更改变动，然而盗贼或许多或许少，灾害有时有有时无，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地方官命中注定要做大官，就该当借助安定局面而得到升迁提拔，或者他的命贱享受不了当官的福份，就该当因为社会危乱而受到降职罢免。用现在的地方官的情况，去比照古代的国君，国家的安危存亡，产生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