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齐世篇
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丑，夭折早死。何则？上世和气纯渥，婚姻以时，人民禀善气而生，生又不伤，骨节坚定，故长大老寿，状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丑恶。此言妄也。
一般的说法认为古代的人，身材高大面目姣美，身体强健，寿命很长，能活百岁左右；后代的人，身材矮小面目丑陋，短命早死。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和气纯厚，婚姻按照适当的婚龄，人民承受上天的和气而出生，生下来以后又没有受到伤害，骨节坚强稳定，所以身材高大而长寿，体形像貌美好。后代与此相反，所以身材矮小短命早死，体形面貌丑恶。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後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元气纯和，古今不异，则禀以为形体者，何故不同？夫禀气等则怀性均，怀性均，则体同；形体同，则丑好齐；丑好齐，则夭寿适。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时共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礼乐之制，存见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举。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
古代的统治者是圣人，后代的统治者也是圣人。圣人的功德，前后没有什么差异，那么他们所治理的社会，古今也没有什么不同。古代的天，就是后代的天，天没有变化，气也没有变化。古代的老百姓，和后代的老百姓一样，同样承受天的元气。元气纯厚和谐，古今没有差别，那么承受这种元气形成形体的人，为什么会不相同呢？承受元气相等，具有的本性就相同；具有的本性相同，那么形体也应相同；形体相同，那么美丑就一样；美丑一样，那么夭折长寿也应该相等。古今是同一个天同一个地，同样地生育万物。万物的产生，都是承受了同样的气。气的厚薄，千万年都是一个样。帝王治理天下，千百代同用一个道理。老百姓的嫁娶，都在同样的年龄举行相同的礼仪。虽然说“男子三十岁才结婚，女子二十才出嫁”，只是法令礼制上的规定，老百姓未必遵照执行。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用今天不奉行法令礼制的规定就可以证明了。礼乐的制度，在今天仍然存在，今天的老百姓肯执行它吗？今天的老百姓不肯执行，古代的老百姓也不肯执行。根据今天老百姓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古代老百姓是怎样的了。
〔人，物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寿至一百岁。生为十岁兒时，所见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岁，临且死时，所见诸物，与年十岁时所见，无以异也。使上世下世，民人无有异，则百岁之间，足以卜筮。六畜长短，五谷大小，昆虫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动，跂行喙息，无有异者，此形不异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气为水火也，使气有异，则古之水清火热，而今水浊火寒乎？
人，属于物；物，也属于物。人生的一辈子，活到一百岁。长到十岁的儿童时期，所看到的地上的各种东西，生死变化的现象很多。活到一百岁，临到将要死的时候，所见到的各种东西，与十岁年纪时所见到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古代和后代的人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人生一辈子的情况就完全可以推断出来了。六畜的长短，五谷的大小，昆虫草木，金石珠玉，飞禽爬虫，以及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各种动物，没有什么差异的原因，这是由于它们的外形没有什么不同。古代的水与火，和现在的水与火一样。现在是气构成了水与火，假使认为古今的气不相同，那么古代的水是清的，火是热的，而现在的水是浊的，火则是冷的吗？
人生长六七尺，大三四围，面有五色，寿至於百，万世不异。如以上世人民侗长佼好，坚强老寿，下世反此；则天地初立，始为人时，长可如防风之君，色如宋朝，寿如彭祖乎？从当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长如荚英，色如嫫母，寿如朝生乎？王莽之时，长人生长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颖川张仲师长一丈二寸，张汤八尺有余，其父不满五尺，俱在今世，或长或短。儒者之言，竟〔大〕误也。语称上世使民以宜，伛者抱关，侏儒俳优。如皆侗长佼好，安得伛、侏之人乎？
人可以生长到六七尺高，胸围有三四围，面部有五种不同的气色，寿命可达到一百岁，这是万代也不会变化的。如果认为古代的人，身材高大面貌美好，强健长寿，后代的人与此相反，那么天地最初创立，刚刚形成人类的时候，就可以让人像防风氏的君王那样高大，面色像宋国的公子朝那样美好，寿命像彭祖那样长吗？从现在到千年以后，人可能只像荚英那样高，像嫫母那样丑，像朝生那样短命吗？王莽的时候，有个高大的人身长一丈，名叫霸。建武年间，颍川的张仲师只高二尺二寸。张苍身高八尺有余，他的父亲却身高不足五尺。这些人都在当今世上，有的高有的矮，俗儒的说法，归根到底是错误的。一般还讲到古代根据人的生理特点合理地使用老百姓，驼背的让他去守门，是侏儒就让他当俳优，如果都高大貌美，怎么会有驼背、侏儒这样的人呢？
语称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故《易》曰：“上古之时，结绳以治，後世易之以书契。”先结绳，易化之故；後书契，难治之验也。故夫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时，人民文薄，八卦难复因袭，故文王衍为六十四首，极其变，使民不倦。至周之时，人民〔文〕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称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难治，故加密致之罔，设纤微之禁，检〔押〕守持，备具悉极。此言妄也。
一般说法还讲古代的人，单纯朴实容易接受教化，后代的人，浮华轻薄，难于治理。所以《周易》上说：“上古时代，结绳记事，后代用书契取代了这种记事方法。”早先结绳记事，是古人容易接受教化的证明；后来使用书契，是后代人难于治理的证明。所以在宓牺氏之前，老百姓极其单纯朴实，躺着的悠然自得，坐着的也悠然自得，一群群聚集居住在一起，只知他们的母亲而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到了宓牺氏的时代，老百姓有点浮华了，聪明的想欺诈愚笨的，勇敢的想恐吓怯懦的，强健的想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想强暴人少的，所以宓牺制作了八卦用来治理老百姓。到了周国时，老百姓浮华轻薄，八卦很难再使用下去，因此周文发展为六十四卦，充分发挥了八卦的一切变化，使老百姓不再懈怠。到了春秋时期，老百姓轻浮很久了，因此孔子编写《春秋》，表彰极细小的善行，贬斥极细微的恶举，并称赞说：“周朝的礼制是依据夏、商两代的礼制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拥护周朝的礼制。”孔子知道社会在逐渐衰败，老百姓浮华轻薄难于治理，因此提出了周密的礼法制度，设置了很细微的各种禁令，纠正什么维护什么，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这种说法太荒谬了。古代的人心中怀有五常道德，后代的人也怀有五常道德。同样都怀有五常道德，都是禀受了同样的气而产生出来的人，古代的为什么单纯朴实？后代的为什么浮华轻薄呢？那些见到古代的老百姓喝禽兽生血吃带毛生肉，没有五谷之类的食物，后代挖地造井，耕作土地播种谷物，饮用井水吃谷物粮食，懂得用水火来烹调食物；又见到上古的人居住在岩洞里，穿的是禽兽的皮，后代的人用宫室取代岩洞，懂得用布帛来打扮自己的人，就说上古的人单纯朴实，后代的人浮华轻薄了。
上世之人，所怀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怀五常也。俱怀五常之道，共禀一气而生，上世何以质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後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後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
器物职业会发生变化，人的本性与操行不会产生变化，然而出现了古人“质朴”，今人“文薄”这种说法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和社会注定有盛有衰，衰败太久就会出现弊病。比如衣食对于人，衣服刚做成时漂亮完整，食物刚熟时清香洁净，衣服稍穿久一点就破旧了，食物经过几天就腐臭了。典章制度与质朴诚信的法则，古今是一样的。有时侧重于“文”，有时侧重于“质”，社会有时衰败，有时兴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不独今天是这样。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传上说：“夏后氏的君王倡导忠厚。君王倡导忠厚，君子都忠厚，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粗野。纠正粗野什么也比不上用敬奉天神和祖先的办法。殷代的君王倡导敬奉天神和祖先，君子都敬奉天神和祖先，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迷信鬼神。纠正迷信鬼神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典章制度，所以周代的君王倡导典章制度。君王倡导典章制度，君子都遵循典章制度，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浮华轻薄。纠正浮华轻薄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忠厚。”继承周代而统治天下的君王，就应当倡导忠厚。夏代所继承的尧、舜时代的教化产生了浮华轻薄的弊病，所以才倡导忠厚；尧、舜倡导典章制度，那么他们所承袭的前一代的教化，肯定存在着迷信鬼神的弊病。世俗之人见到当今的浮华轻薄现象，轻视它反对它，就说古代朴实单纯，后代浮华轻薄，好比自家的子弟不规矩，就认为别人家的子弟规矩忠厚了。
夫器业变易，性行不异。然而有质朴文薄之语者，世有盛衰，衰极久有弊也。譬犹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鲜完，始熟香洁，少久穿败，连日臭茹矣。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独今也。何以效之？传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之〕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当教以忠。” 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则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见当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则谓上世朴质，下世文薄。犹家人子弟不谨，则谓他家子弟谨良矣。
一般说法讲到古代的人，重视礼义而轻视生命，遇到应该效忠尽义的事情，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此而牺牲生命是自己的本分，就必然会赴汤趋锋，至死也不顾惜悔恨。所以弘演的节操，陈不占的忠义，在以往的事例中和他们相类似的人中，书籍中所记载的，丧失性命抛弃身体的人中，这类事情很多，不只一种。如今社会上的人，贪求私利，苟且偷生，抛弃礼义，非分追求利益，不用礼义互相劝勉，不在操行方面互相激励，礼义被自己废弃了不以为有害，操行被自己所做的事情败坏了也不感到可怕。这些说法是荒谬的。
语称上世之人重义轻身，遭忠义之事，得己所当赴死之分明也，则必赴汤趋锋，死不顾恨。故弘演之节，陈不占之义，行事比类，书籍所载，亡命捐身，众多非一。今世趋利苟生，弃义妄得，不相勉以义，不相激以行，义废身不以为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
古代的士和今天的士一样，都具有仁义的本性，那么他们遇上应当效忠尽义的事情都会有奋不顾身的节操。古代有无义的人，当代有树立节操的人，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事情呢？记载历史的人好推崇古代而贬低现代，重视所听到的古代传说而轻视所看到的现实。善辩的人则谈论那些古老的事情，写文章的人则写那些时代久远的事情，眼前存在突出的事迹而善辩的人不说它，现实存在异常的事而写文章的人不记录它。如同那位琅琊郡的倪子明，灾荒发生的时候，哥哥将被饥饿的人吃掉，他捆上自己向饥饿的人叩头，请求代替哥哥被吃掉，饥饿的人赞美他的义气，把他们哥弟俩都放掉不吃他们。哥哥死后，他收养了哥哥的遗孤，对孤儿的爱与自己的孩子没有丝毫差别。灾荒年谷物吃完了，不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饿死的是他的孩子，而让哥哥的孩子活了下来。临淮郡的许君叔也收养了哥哥的孤儿，岁月荒乱的时候，饿死了他的亲生的孩子，而让他哥哥的孩子活了下来，这与倪子明是同样的义气。会稽郡孟章的父亲孟英任郡的决曹掾，郡中官吏拷打杀害无罪的人，这件案子到朝廷复查的时候，孟英把罪过归于自己，终于代替长官被处死。孟章后来又当了郡的功曹，投入战斗攻击贼人，兵卒连吃败仗，被贼人用箭所射，孟章用身体掩护郡将，一直到死也不离开。这与弘演的节操、陈不占的忠义有什么区别呢？当今撰文写书的人，肯引孟章的事迹来比喻吗？比喻用的材料，往上则寻求至虞、夏时代，往下则寻求殷、周时代，秦、汉时期，有功德奇特操行特殊的人，尚且认为时代太近，又何况当今社会在百代之后，叙述历史的人亲眼见到这些了吗？
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义之性，则其遭事并有奋身之节。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若夫琅邪兒子明，岁败之时，兄为饥人所食，自缚叩头，代兄为食，饿人美其义，两舍不食。兄死，收养其孤，爱不异於己之子，岁败谷尽，不能两活，饿杀其子，活兄之子。临淮许君叔亦养兄孤子，岁仓卒之时，饿其亲子，活兄之子，与子明同义。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将死。章后复为郡功曹，从役攻贼，兵卒北败，为贼所射，以身代将，卒死不去。此弘演之节，陈不占之义何以异？当今著文书者，肯引以为比喻乎？比喻之证，上则求虞、夏，下则索殷、周。秦、汉之际，功奇行殊，犹以为后。又况当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亲见之乎？
画工好画古代的人，秦汉时期的人，即使功绩操行很突出，画工也不肯画他们。不肯画当世的人，是因为画工尊古卑今的缘故。贵重天鹅而轻贱鸡，因为天鹅离得远而鸡挨得近的缘故。即使现在有人所讲的道理比孔子、墨子还精深，名望也不可能与他们相等；表现出来的操行高过曾参、颜回，声誉也不可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世俗的本性是轻视所见的事实而重视所听来的传闻。有人在这里，树立起忠义节操，考核他的操行，古人没有能超过他的，撰文写书的人，肯把他的事迹记载在书籍里，把他当作和以往的事例一样来表彰吗？他们提出奇特的论点，写出新的文章，不比古人逊色，好事的人肯舍弃时代久远的书，而留心阅读这些东西吗？杨子云写《太玄》，著《法言》，张伯松不愿意读一读，因为他与杨子云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就轻视杨子云的言论。假如杨子云的时代在张伯松之前，张伯松就会把他的书当作珍贵文献了。
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贵鹄贱鸡，鹄远而鸡近也。使当今说道深於孔、墨，名不得与之同；立行崇於曾、颜，声不得与之钧。何则？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有人於此，立义建节，实核其操，古无以过。为文书者，肯载於篇籍，表以为行事乎？作奇论，造新文，不损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远之书，而垂意观读之乎？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
一般说法讲到上古时代，圣人道德高尚，而治理国家又有卓越的功绩，所以孔子说：“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王！唯有天最为高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他的德行浩大无际，老百姓都不知道要怎样称颂他才好！他的功业太崇高了！他的礼乐制度多么光辉灿烂呀！”舜继承尧的德行，没有败坏大业；禹承袭舜的德行，没有损害大功。这以后到了商汤，发兵讨伐夏桀。周武王高举大钺讨伐殷纣王，人们对他们不再用“巍巍”、“荡荡”这种歌颂的言辞了，却用了动用军队讨伐的言辞。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比尧舜差，所以才使用武力，使用了武力教化就薄弱了。教化薄弱，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及尧、舜的明证。到了秦代，战争频繁各国以武力相斗，较量国势的强弱，秦国以武力统一了天下。即使统一了天下，也没有出现吉祥的征兆，如“使所有的诸侯国和睦相处”、“凤凰来朝”这类吉兆，不正是道德差赶不上、功业小比不上尧舜的证明吗？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语称上世之时，圣人德优，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 ”舜承尧不堕洪业，禹袭舜不亏大功。其後至汤，举兵代桀，武王把钺讨纣，无巍巍荡荡之文，而有动兵讨伐之言。盖其德劣而兵试，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验也。及至秦、汉，兵革云扰，战力角势，秦以得天下。既得在下，无嘉瑞之美，若“叶和万国”、“凤皇来仪”之类，非德劣不及，功被若之徵乎？此言妄也。
天施放的阳气和地施放的阴气协调和谐就产生了圣人，圣人治理好天下就立了大功，和气不只是古代才存在，那以为什么只有古代的圣人才特别好呢？世俗的本性，喜好推崇古代而毁谤现代，轻视所见到的事实而重视听到的传闻，又见经传上夸张贤圣的美德，孔子特别夸大了尧和舜的功德，又听说尧禅让帝位给舜，商汤、周武王讨伐而与桀、纣相争夺，就说古代的圣人比现在的圣人好，功业教化比后代纯厚了。经书上有赞扬增美的文辞，世间上有凭空夸张的言论，这是读经览书的人都共同见到的。孔子说：“殷纣王的坏，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所以君子很厌恶自己处于众恶所归的地位，因为天下的坏事都会归到处于下流地位的人身上。”世人经常把桀、纣与尧、舜看成是相反的人物，称美谁就以尧、舜为例，贬斥谁就举桀、纣为例。孔子说过“殷纣王的坏，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的话，那么就可知尧、舜的功德，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盛大。
夫天地气和，即生圣人。圣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气不独在古先，则圣人何故独优！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又见经传增贤圣之美，孔子尤大尧、舜之功。又闻尧、舜禅而相让，汤、武伐而相夺。则谓古圣优於今，功化渥地後矣。夫经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读经览书者所共见也。孔子曰： “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世常以桀、纣与尧、舜相反，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纣、桀。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则知尧、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
尧、舜的禅让，商汤、周武王的诛伐，都是由天命注定的，不是道德的好坏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假如商汤、周武王生活在尧、舜那个时代，也会禅让而不用讨伐；尧、舜生活在殷、周时代，同样也会诛讨而不禅让，既有天命注定的事实，而世人却凭空捏造出所谓道德好坏的说法，经书上说尧“使所有的诸侯国和睦相处”，当时也有发生在丹水的战争；舜时“凤凰来朝”，当时也发生了与有苗的战争。既然古今帝王都用兵动武，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道德也没有什么好坏的差别，而功业也没有什么大小的不同。
尧、舜之禅，汤、武之诛，皆有天命，非优劣所能为，人事所能成也。使汤、武在唐、虞，亦禅而不伐；尧、舜在殷、周，亦诛而不让。盖有天命之实，而世空生优劣之语。经言“叶和万国”，时亦有丹硃；“凤皇来仪”，时亦有有苗；兵皆动而并用，则知德亦何优劣而小大也？
世人认为桀、纣的罪恶超过了秦王朝，实事求是的人认为秦王朝的罪恶超过了桀、纣。秦王朝与汉王朝的善与恶相反，如同尧、舜与桀、纣的善与恶相反一样。秦王朝与汉王朝都在后世，秦王朝的罪恶超过桀、纣，也就可以知道大汉王朝的功德不比尧、舜的功德差。唐尧的“协和万国”，本来是夸大而下符合实际的。虞舜的“凤凰来仪”。汉宣帝时已经五次招来了凤凰。汉明帝时祥瑞一齐出现。道德高尚所以有祥瑞出现，既然祥瑞一样多，那么功业就不相上下。汉宣帝、汉明帝如果道德不好，赶不尧舜的话，为什么能招来与尧、舜同样的祥瑞呢？光武皇帝好比龙兴凤举，夺取天下就像捡起遗物一般的容易，为什么功德比不上殷汤和周武王呢？世人讲到周代的周成王和周康王没有损害周文王的盛大功业，舜的品德崇高没有损害尧的盛大功业。当今汉章帝，继承了光武帝、汉明帝的事业，具有更加兴盛非常美好的教化，没有细小如毫发的缺点，往上追溯，为什么不及舜、禹呢？往下为什么不如周成王、周康王呢？世人见到五帝、三王的事迹记载在经传上，而汉朝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载，还是档案文书，就说古代的圣人道德高功业大，后代的道德不好而教化又差了！
世论桀、纣之恶，甚於亡秦。实事者谓亡秦恶甚於桀、纣。秦、汉善恶相反，犹尧、舜、桀、纣相违也。亡秦与汉皆在後世，亡秦恶甚於桀、纣，则亦知大汉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万国”，固增而非实者也。有虞之“凤皇”，宣帝贴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并至。夫德优故有瑞，瑞钧则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尧、舜，何以能致尧、舜之瑞？光武皇帝龙兴凤举，取天下若拾遗，何以不及殷汤、周武？世称周之成、康不亏文王之隆，舜巍位亏尧之盛功也。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有浸酆溢美之化，无细小毫发之亏，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见五帝、三王事在经传之上，而汉之记故尚为文书，则谓古圣优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