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青年时游学洛阳，家贫无书，常到市肆阅所卖书，曾做过几任州、县官吏，他疾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去职，以至于终身仕路隔绝不得通显。

王充十分推崇司马迁、扬雄、桓谭等人，继承了这些先行者的叛逆精神，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王充建立了一个反正统的思想体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说自己一生作四部书，因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晚年作养性之书。但如今只有《论衡》一书被保存下来。《论衡》全书85篇，20余万言。所谓论衡，是说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在这部书里，他全面地批判了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汉儒思想体系，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在《论衡》中，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为武器，无情地批判了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有的是当代的成果，有的则是王充本人对自然现象认真地观测研究的心得。于是，《论衡》不但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也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典籍。由《论衡》我们看到，一方面正是王充冲绝了正统思想的束缚，而在科学技术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正是王充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当代的科学实践，,从而获得同正统思想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并为阐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元气学说，以元气自然说与神学目的论相抗衡，从而体现出两个思想体系两刃相割 的总态势。王充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而然地构成的，既然天与万物一样，都是客观存生的自然实体，没有什么手足耳目等感觉器官，因而，天也就没有意识性活动，更谈不上什么嗜欲，不可能有目的地创造万物。

王充还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只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和人世间的变化根本不存在感应关系；至于宣扬帝王是天的儿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统治有了偏误，便会发生灾异，说是天造谴告，这些王充都斥之为虚妄无稽之谈，并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否定了天有意识等正统观念。元气自然说是王充说明许多自然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在批判天人感应说和各种迷信思想时，他更从具体地考察自然现象的特殊性入手，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给予强有力的批判。

针对董仲舒土龙致雨的迷信，王充考察了云雨产生的自然机制。指出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 ，即雨并不是天上固有的，而是由地气上蒸，遇冷冻凝而成的。先是云气发于山丘，而后初出为云，云繁为雨，科学地解释了降雨的机制。既然云雨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那么一些向天求雨止雨的举动都不过是无用的蠢事。王充还指明了云、雾、露、霜、雨、雪等，只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王充在同迷信的斗争中取得的合乎科学的可贵见解。

对于雷电是所谓天怒的表现，雷电去杀人是上天惩罚有罪的人的说法，王充也给予有力地驳斥。他认为雷电是由太阳之激气同云雨一类阴气分争激射而引起的，这是关于雷电成因的直观、朴素的猜测。由此，王充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了雷鸣电闪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决不是什么天怒。依照这个原理，王充还说明雷电发生的季节，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驳斥了所谓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无稽之谈。,王充还用雷者，火也，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说明雷电杀人的现象。与把虫灾的发生同贪官污吏为害等同起来的观点不同，王充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指出虫的特性和一定的生长条件，甘香渥味之物，虫常生多，然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温湿之气，常在春秋，秋冬之气，寒而干燥，虫未曾生，并且注意到虫有它们自己的生活史，出生有日，死极有月，期尽变化，不常为虫，进而谈到干暴麦种、煮马粪汁浸种和驱赶蝗虫入于沟内加以消灭等防治病虫害的办法。,这些认识和措施都是与天罚说相对立的。

针对潮汐现象是鬼神驱使而生的迷信说法，王充把潮汐涨落同月亮盈亏联系起来，指出潮汐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同时，他还注意到河道殆小浅狭，水激沸起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说明涌潮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这些科学的创见，对于有神论都是有力的打击。

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对于那些道术之士，企求轻身益气，延年度世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提出了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把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当时的医学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长生不老术的批判，,阐述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和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的抨击。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有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他的同时代的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也同王充本人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异端思想体系，而且在同天人感应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物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反映了王充有关于科学技术的渊博知识，更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王充的思想，代表着当时人们要求从实际出发，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社会要求。又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感性知识，这就要求突破旧的思想的束缚，开拓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道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确实为新道路的开拓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博学奇儒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是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王充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

刺史董勤征聘他为从事，改任治中，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特地下诏派遣公车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里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年间，病死在家中。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孤门细族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

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不合；治学的特点是：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其子班固，字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史书说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当时亦在太学肄业。

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于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王充以班彪为师，以班固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响。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后来王充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这些都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

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

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报主隆思。

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

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

《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累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惭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哲学思想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