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见解

《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

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化。

《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

有说法认为，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商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

《论衡》书针对这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得也。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不变的。

《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会历史观。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

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