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卷五十二
文学
丘灵鞠是吴兴乌程县人。祖父名系，任秘书监。灵鞠从小爱好学习，很会写文章。由于要代郡守行上计，所以出仕任郡吏。州府征召他为从事，去见领军沈演之。沈演之说：“我从前为州吏时，去见领军谢晦，宾主坐的地方、位置，正和今天我们所坐的一样。您将来或许也会像我现在一样。”举荐他为秀才，任州主簿。屡经升迁后为员外郎。
○丘灵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陆厥 崔慰祖 王逡之 祖冲之 贾渊
宋孝武帝刘骏的殷贵妃去世，丘灵鞠献上挽歌诗三首，其中有一联写道：“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宋孝武帝挑出造一句来倍加叹赏，授职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出任为剡地乌程县令，不得志。宋明帝泰始初年，舆东贼事有牵连而被限制不许做官好几年。褚渊为吴兴太守，对人说：“这郡的才学之士祇有丘灵鞠和沈勃。”于是上报为丘灵鞠申诉。明帝命他着《大驾南讨纪论》。过了很久，授给他太尉参军之职，转迁安北记室，兼扶风郡太守，丘灵鞠推辞不就任。后任尚书三公郎，建康令，转官通直郎，兼中书郎。
丘灵鞠，吴兴乌程人也。祖系，秘书监。灵鞠少好学，善属文。与上计，仕郡 为吏。州辟从事，诣领军沈演之。演之曰：“身昔为州职，诣领军谢晦，宾主坐处， 政如今日，卿将来或复如此也。”举秀才，为州主簿。累迁员外郎。
宋顺帝升明年间，丘灵鞠升任正员郎，领本郡中正，仍旧兼职中书郎。当时正碰上宋禅让于齐，齐太祖派丘灵鞠参加执掌诏书策令。齐太祖建元元年，他转官为中书郎，仍旧领本郡中正，任命他主管束宫文书起草事务，不久又执掌知国史。建元二年，出任镇南长史、寻阳相，升为尚书左丞。齐武帝即位，叉转官为通直常侍，不久又兼东观祭酒。丘灵鞠说：凡是做官都不愿意经常变动，假若让我作一辈子的祭酒，我也不遗憾。”
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擿 句嗟赏。除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出为剡乌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东贼党锢数年。 褚渊为吴兴，谓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灵鞠及沈勃耳。”乃启申之。明帝使著 《大驾南讨纪论》。久之，除太尉参军，转安北记室，带扶风太守，不就。为尚书 三公郎，建康令，转通直郎，兼中书郎。
武帝永明二年，承命作骁骑将军。丘灵鞠不喜欢武职，对人说：“我应该回到东方去挖掘顾荣的坟墓。江南之地方圆数千里，士人能获得荣耀的，都出白这裹。顾荣却忽然导引那些鄙夫们渡过长江，妨碍了我们的前途，死有余辜。”于是改任正员常侍。丘灵鞠喜欢喝酒和品评人物。他在沈渊处看到王俭的诗作，沈渊说：“王令的文章大有长进。”灵鞠说：“比得上我没有长进时的文章吗?”这句话被王俭知道了。丘灵鞠在刘宋时代诗文的名气很大，进入齐朝后稍稍减退。他披头散发放纵行迹，没有仪表，不治理家产祖业。王俭对人说：“丘公作官没有长进，文才也退步了。”丘灵鞠升任长沙王车骑长史，太中大夫，后去世。着有《江左文章绿序》，起于束晋太兴年，终于束晋末元熙年。文集通行于世。
升明中，迁正员郎，领本郡中正，兼中书郎如故。时方禅让，太祖使灵鞠参掌 诏策。建元元年，转中书郎，中正如故，敕知东宫手笔。寻又掌知国史。明年，出 为镇南长史、寻阳相，迁尚书左丞。世祖即位，转通直常侍，寻领东观祭酒。灵鞠 曰：“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
檀超字悦祖，高平郡金乡人。祖父名弘宗，是刘宋时的南琅邪太守。檀超年轻时喜爱文学，放纵不羁，出仕为州西曹。他曾经与别驾萧惠开共过事。而不肯处于他的下位。他对萧惠开说：“我和您都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延续出来的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萧太后是惠开的堂祖母，而长沙王萧道怜的贵妃则是檀超的姨祖母。檀超后被举荐为秀才。宋孝武帝孝建初年，因犯事被迁徙到梁州，任宣威府参军。孝武帝听说檀超有文才，诏令回京到束宫当差，官授骠骑参军、宁蛮主簿，镇北谘议。檀超多次作为藩王的辅佐官，不得志，转官为尚书度支郎，车骑功曹，桂阳内史。后檀超晋升为殿中郎，兼中书郎，零陵内史。征北骠骑记室，国子监博士，兼左丞。檀超特别喜欢喝酒，爱好歌咏吟诵，举止平和柔顺，将自己比作晋朝郗超，说是“高平二超”。并对入说：“尚觉得我比郗超更为优秀些。”齐太祖很赞赏宠爱他。升任骠骑将军，常侍，司徒右长史。
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 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 改正员常侍。
建元二年，齐始设置史官，以檀超和骠骑记室江淹掌管修史之职。他们上表确立条例，凡开元纪号，不用宋室年号，人物的官封赏爵，都见于人物自己的传内，无须凭藉年表来记录。立十志，其中《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等志依照班固的体例，《朝会》、《舆服》两志依照蔡邕、司马彪，《州郡志》依照徐爰。《百官志》依照范晔，合于《州郡志》内。班固把五星放在《天文志》中记载。而把日食放进《五行志》中，而檀超、江淹则把日食改载入《天文志》。以建元造一年号为齐朝的开始。因为皇帝的女儿出身于皇族，所以特为其立传，以明确她们与皇帝具有重要的甥舅关系。又设有《处士传》、《列女传》。齐高帝颁诏命内官外廷详细评议。左仆射王俭发表意见说：“财物粮食的重要，足《洪范》八政所优先考虑的问题。粮食财货能够通有无则国家富足人民殷实，所以应当编入史书，以表明对于务本的重视。《朝会志》，以前的史书都不写，蔡邕称道其先师胡广的学说《汉旧仪》，这衹不过是蔡伯喈的一家之言，细微琐碎的小小仪式，不值得着录。应当立《食货志》，省略《朝会志》。《洪范》九畴，又称作五行。五行的根本，最先是水火的精华，这是日月五行的宗旨。现在应当效法前代史书的法规体例，不要有什么更改革除。此外，立《帝女传》也不是我这浅陋的见识所赞同的。假使帝女中有高深的道德卓异的品行的人，自然应该记载在《列女传》内，如果她们衹具有平常的品德，就依照旧例不载入史书……高帝韶令：“日月灾害属于《天文志》，其余的就照王俭的意见办。”檀超撰写史书的功业尚未完成，便死于任上。江淹撰写完成了史书，但还不够完备。
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 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灵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发弛纵，无 形仪，不治家业。王俭谓人曰：“丘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迁长沙王车骑长史， 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录序》，起太兴，讫元熙。文集行于世。
当时有一位豫章人熊襄着有《齐典》，上限从十代开始。他的《序》说道：“(尚书．尧典》篇，叫作《虞书》，都附录于我的叙述之中。所以通称为齐书，名叫《河洛金匮》。”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学，放诞任 气，解褐州西曹。尝与别驾萧惠开共事，不为之下。谓惠开曰：“我与卿俱起一老 姥，何足相夸？”萧太后，惠开之祖姑；长沙王道怜妃，超祖姑也。举秀才。孝建 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参军。孝武闻超有文章，敕还直东宫，除骠骑参军、宁 蛮主簿，镇北谘议。超累佐蕃职，不得志，转尚书度支郎，车骑功曹，桂阳内史。 入为殿中郎，兼中书郎，零陵内史，征北骠骑记室，国子博士，兼左丞。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祖父嗣之作过中领军。父亲丝之，有刚正之气，为上虞县令。卞彬才能品行都与众不同，文章有很多指斥讥刺世弊的地方。州府征召他为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宋元徽末年，由四位贵人辅政。卞彬对后来成为齐高帝的萧道成说：“外面有童谣说：‘可怜可念尸着服，孝子不在曰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您是否听说过?”当时王蕴父亲亡故正在守孝，后和袁粲同死，所以说是尸着服。服就是衣，褚字偏旁为衣；孝字去掉子而用曰字代替，这说的是褚渊。列管，即是萧。卞彬退出之后，萧道成笑着说：“这首童谣是卞彬自己作的。”齐朝建立初始，卞彬又说：“谁说宋很遥远?踮起脚尖便能望见它。”齐高帝听了这话，也不怪罪。卞彬被授予右军参军之职。他家贫穷，外任南康郡丞。
超嗜酒，好言咏，举止和靡，自比晋郗超为高平“二超”。谓人曰：“犹觉我 为优也。”太祖赏爱之。迁骁骑将军，常侍，司徒右长史。
卞彬颇能饮酒，放浪形骸。作《蚤虱赋序》说：“我居家贫困，粗布衣裳十年没有添制。一件麻衣布袍，就是我生命的寄托，凭藉它度寒过暑，从来没有更换。身体多病，起居粗疏简易，裹着破棉败絮而睡，不能自解。更兼秉性松懈怠惰，懒于侍弄皮肤，洗刷不勤，沐浴失时，四肢多毛，加上恶臭污秽，所以在苇席蓬带之间，跳蚤叽虱遍布丛生。周身奇痒，无时无刻，抓摸挠痒整日不停。谚语说，早上出生。糁虱子傍晚就有后代。像我身上的虱子，没有热水洗刷的愁虑，断绝了互相哀吊的忧思，在长期不洗的烂衣破裳之间宴享聚会，衣服从不变换，手掏齿啮不能于身；我性格轻慢不拘迟缓懒散，又不勤于搜捕征讨，所以它们子子孙孙，在此已繁衍了三十五年。”这裹用简略的语言所概括的都是真实的记录。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开元纪号， 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 《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 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班固五星载《天文》， 日蚀载《五行》；改日蚀入《天文志》。以建元为始。帝女体自皇宗，立传以备甥 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左仆射王俭议：“金粟之重， 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 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录。宜立《食货》， 省《朝会》。《洪范》九畴，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为日月五行 之宗也。今宜宪章前轨，无所改革。又立《帝女传》，亦非浅识所安。若有高德异 行，自当载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则仍旧不书。”诏：“日月灾隶《天文》， 余如俭议。”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犹不备也。
授卞彬为南海王国郎中令，尚书比部郎，安吉县令，车骑记室。卞彬生性喜好饮酒，以葫芦、瓠瓜、杬木皮作为菜肴，戴丝帽十二年也不变换；用大葫芦作火笼，所用物具大多是些奇奇怪怪的。他自称为“卞田居”，称妻为“傅蚕室”。有人劝谏他说：“您一切的仪态品行都不持守，那么名誉爵位怎么能够上升?”卞彬说：“掷五木，掷了十次便收藏起来，这是掷子者的笨拙。我喜欢掷五木，正想把它掷个痛快。”永元年间，为平越长史、绥建太守，死在任上。
时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 则附所述，故通谓之齐，名为《河洛金匮》。
卞彬又作了《禽兽决录》，认为禽兽是：“羊性邪恶而狠毒，猪性卑鄙而率直，鹅性顽固而傲慢，狗性险恶而奸诈。”这都是指斥权贵。他的《虾蟆赋》写道：“系青带拖紫袍，名叫蛤蟆。”世人说这是比喻令仆，其中又有：“蝌蚪唯唯诺诺，群集浮游暗水。曰以继夜地奔忙，被役使得像鬼一样。”世人说这是比喻令史谘事。卞彬的诗文流传于民间。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领军。父延之，有刚气，为上虞令。 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宋元徽末，四贵辅政。 彬谓太祖曰：“外间有童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 灭族。’公颇闻不？”时王蕴居父忧，与袁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 字边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谓褚渊也。列管，萧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 作此。”齐台初建，彬又曰：“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太祖闻之，不加罪也。除 右军参军。家贫，出为南康郡丞。
永明年间，琅邪人诸葛勖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斥祭酒以下诸人，都有形似的地方。因犯事被囚禁在东冶，因此作《东冶徒赋》，世祖见了，赦免了他。
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作《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 沴，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 兼摄性懈惰，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浣沐失时，四体々，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 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濩，无时恕肉，探揣护撮，日不替手。虱有谚言，朝生暮 孙。若吾之虱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宴聚乎久襟烂布之裳，服无改换，掐 啮不能加，脱略缓懒，复不勤于捕讨，孙孙息息，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
又有陈郡人袁嘏，自己很看重自己的诗文。他对人说：“我的诗应当要用大材来压住它，不这样的话它就要飞离开去。”建武末年，作诸暨县令，后被王敬则杀害。
除南海王国郎中令，尚书比部郎，安吉令，车骑记室。彬性好饮酒，以瓠壶瓢 勺杬皮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为火笼，什物多诸诡异，自称“卞田居”， 妇为“傅蚕室”。或谏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掷五木子， 十掷辄鞬，岂复是掷子之拙。吾好掷，政极此耳。”永元中，为平越长史、绥建太 守，卒官。
丘巨源是兰陵郡兰陵县人。初年这地方被划给丹阳郡，以后才归属兰陵邹。丘巨源年轻时被推举为丹阳郡的孝廉，被宋孝武帝所知遇。大明五年，敕命他协助徐爱撰写国史。塞运游崩，江夏王刘义恭把他要去执掌书记。宋明帝即位，令他参预诏诰，引用在左右之列。从南台御史转作王量塞镇军参军，因守父母之丧而回家乡。
彬又目禽兽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 指斥贵势。其《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 “科斗唯唯，群浮暗水。维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谘事也。文章传于闾巷。
元徽初年，桂阳王刘挝在寻阳，认为丘巨源有文采，所以派船迎接他，并赠送钱物。丘巨源托萧道盛之名而自己上奏，敕令起用巨源使他留在京师。生阳事发，派他在中书省撰写符檄，挂厘之乱平定，拜官为奉朝请。
永明中，琅邪诸葛勖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 坐系东冶，作《东冶徒赋》，世祖见，赦之。
丘巨源希望获得封赏，但没有得到，于是就写信给尚书令袁粲说：
又有陈郡袁嘏，自重其文。谓人云：“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建武 末，为诸暨令，被王敬则所杀。
小民我相信天理真心待人，对于人事的估量则愚昧不明，以为赤诚能感动上达于天庭，获得奖赏以回报我微小的期望；岂料寂寞无声息，倏忽问已过三年?评论者必定会说撰写符檄记录公文衹是些低贱的伎俩。不是执掌生杀大权的人所期待的；开导劝谏也是些低下的杂说，不是判定是非曲直所应当依托的。然而，事物总是先有名义后有事功的，军国原有的典章，已将七德九功，明载于当世。仰观天星排列，则右为将而左为相，俯家人伦次序，则西为武而柬为文。所以，我等原本就不是尸祝巫现一类的人物。
丘巨源，兰陵兰陵人也。宋初土断属丹阳，后属兰陵。巨源少举丹阳郡孝廉， 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国史。帝崩，江夏王义恭取为掌书记。明帝 即位，使参诏诰，引在左右。自南台御史为王景文镇军参军，宁丧还家。
去年兵变事起非常紧迫迅急，虽然元凶很快被剿灭，但世人的思想情绪却更加迷惑昏乱。茅恬、千龄相继开城叛变，当此之时，那些心胸朝向着胡、越，去新亭奉迎的士人百姓多得充塞了道路，投名报效朱雀的，无论蠢笨者或是聪明人，几乎万人空巷。但别人被迷惑我却没有被迷惑，别人敬畏我却不害怕，这是第一点要讲的。
元徽初，桂阳王休范在寻阳，以巨源有笔翰，遣船迎之，饷以钱物。巨源因太 祖自启，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阳事起，使于中书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请。 巨源望有封赏，既而不获，乃与尚书令袁粲书曰：
在新亭能临机应变，抽刀斩杀贼子的，衹有张敬儿一人而已；而在中书省能奋笔指贼无所顾忌的，也衹有我丘巨源。文武相比较，诚然各有优劣，但面临死亡以决定成败，抵抗崩天的强敌和不测的灾祸，请问世界上这种胆量谁能比得上?这是第二点要讲的。
民信理推心，暗于量事，庶谓丹诚感达，赏报孱期；岂虞寂寥，忽焉三稔？议 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然则先声后实，军国旧章， 七德九功，将名当世。仰观天纬，则右将而左相，俯察人序，则西武而东文，固非 胥祝之伦伍，巫匠之流匹矣。
再则当时局势动荡，朝廷普召文人学士，闻风而至者，无不尽集黄门、中书省，并不缺少那些铺张文笔显扬辞采的人，那么替朝廷撰写符檄的当是大手笔，为什么反而要去依赖凡夫俗子呢?如果由于贼人强盛，胜负难测，所以群贤胆怯而不敢染指于笔翰，则我应该因为勇敢而获取奖赏；假如说由于撰写符檄是很难的，必须要笔力雄杰的人来完成，所以群贤推选能人而委托于我，则我应当以才干而被赏赐爵位，这是第三点要说的。
去昔奇兵变起呼吸，虽凶渠即剿，而人情更迷。茅恬开城，千龄出叛，当此之 时，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闺。人惑而民不惑， 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论也。
我曾私下看见惩罚桂阳贼子的条例中列有二十五人不能够得到赦免，李恒、钟爽同在其中，战败后出降，他们的罪行也一块被免除，而吴迈远却被灭族。谕处罚则拿笔的文人遭受大祸而拿刀枪的武人却无大害，论赏赐则武人获得特别奖励而文人却被埋没，这是第四点要讲的。
临机新亭，独能抽刃斩贼者，唯有张敬儿；而中书省独能奋笔弗顾者，唯有丘 巨源。文武相方，诚有优劣，就其死亡以决成败，当崩天之敌，抗不测之祸，请问 海内，此胆何如？其二可论也。
况且吴迈远行文措辞，并没有什么盛气凌人和傲慢的地方，而我作符檄，放言馒骂污辱，文章一出手，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假使桂阳王能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我若不被车裂于军门前，便被腰斩在都市中，婴孩也被剁成肉泥，这是值得深虑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五点。
又尔时颠沛，普唤文士，黄门中书，靡不毕集，摛翰振藻，非为乏人，朝廷洪 笔，何故假手凡贱？若以此贼强盛，胜负难测，群贤怯不染豪者，则民宜以勇获赏； 若云羽檄之难，必须笔杰，群贤推能见委者，则民宜以才赐列。其三可论也。
以往军旅中，万余甲士，十分之九都是多余的闲散人员，真是太多啦，但都能够攀龙附璘，如云一样腾飞高翔。至于像我这样的狂夫，真是少得可怜。徒然掌管敕书符旨这类大事，却白白地湮没无闻。难道肩扛盾牌于尘埃之中的，倒都是白起，而操持文牍事务处于前列者，则全不是鲁连吗?我很癫狂。国家选用迅捷的快马，驰聘于烽烟旌旗的战场；皇上择取峻逸的飞乌，腾飞在遍布罗网的地方。我既能够凌驾于敌人之上而不退缩，争先驰飞而不辜负上司的期望，确实应该获得微薄的赏赐，稍稍沾点宴饮的光。可是却像蜉蚁一般被抛弃于沟壑之中，如土灰一样被扔掷在赏论之外。那些随从跟着参战的人，既没有武艺又不勇敢，都凭藉这点登上了高高的官阶；平凡舒适地在台府供职的人，既没有文才又不具备武略，却安坐侍立在殿堂之上。看自己是这样的穷迫困窘，看别人却那样辉煌腾达，人既非草木，怎么能消除这不平的声音。
窃见桂阳贼赏不赦之条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钟爽同在此例，战败后出，罪并 释然，而吴迈远族诛之。罚则操笔大祸而操戈无害，论以赏科，则武人超越而文人 埋没，其四可论也。
但是，丘巨源的要求终于没有被满足。
且迈远置辞，无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笔出手，即就齑粉。若使桂 阳得志，民若不諲裂军门，则应腰斩都市。婴孩脯脍，伊可熟念。其五可论也。
丘巨源相继辅佐各王府，转官羽林监。齐建武元年，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授官武昌太守，拜谢完毕，不乐意去江外，变世担问他原因，丘巨源说：“古人云：‘宁饮建丛水，不食选员鱼。’臣年事已高，宁肯死在建业。”于是派他作余杭县令。
往年戎旅，万有余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隶，可谓众矣。攀龙附驎，翻焉云翔。 至若民狂夫，可谓寡矣。徒关敕旨，空然泥沈。讵其荷鹔尘末，皆是白起，操牍事 始，必非鲁连邪？民傎，国算迅足，驰烽旆之机，帝择逸翰，赴罻罗之会。既能陵 敌不殿，争先无负，宜其微赐存在，少沾饮龁。遂乃弃之沟间，如蜉如蚁，掷之言 外，如土如灰。絓隶帖战，无拳无勇，并随资峻级矣；凡豫台内，不文不武，已坐 拱清阶矣。抚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声！
沈攸之事件时，太祖派丘巨源为尚书符荆州，丘巨源因此又希望获得特别的奖赏，但未能如愿，从此以后心中常怀不满。当齐高宗还是吴兴太守时，丘旦逊曾作《秋胡诗》，内中有讥讽语言，所以后来因别事而被杀。
巨源竟不被申。
王智深字云才，琅邪临沂人。年轻时跟随陈郡人谢超宗学写文章。王智深喜好喝酒，口舌笨拙言语枯涩，缺乏风度。宋建平王刘景素任南徐州刺史时，作有《观法篇》，王智深写文唱和受到赏识，被征用为西曹书佐。他贫寒没有帛衣，还未走马上任，刘景素便起事失败。王智深后出任为州祭酒。齐太祖还是宋镇军将军时，丘巨源便将王智深推荐给了太祖，被任命为府行参军，又拜授为豫章王国常侍，调任太学博士，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历佐诸王府，转羽林监。建元元年，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除 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世祖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业水，不 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建业。”以为余杭令。
齐世祖命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计划为袁粲立传，请世祖审定。世祖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约叉记录了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很多卑鄙猥琐的事情，齐世祖派近侍对沈约说：“宋孝武帝的事迹不容贬毁。我以前曾经臣事于宋明帝，您要考虑一下礼仪上的韩恶之义。”于是宋明帝的丑事便被省略删除了很多。
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为尚书符荆州，巨源以此又望赏异，自此意常不满。高 宗为吴兴，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以事见杀。
世祖又赦命王智深撰《宋纪》，在芙蓉堂召见他，赏给衣物服饰，赐给住宅。王智深向豫章王诉说家境贫寒，王说：“必须等到您将书写成后，再讲俸禄之事。”书写成共有三十卷，世祖后在璇明殿召见王智深，命他写表章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已崩。郁林王隆昌元年，敕命索取这部书，王智深升为竞陵王司徒参军，后因犯事而被免职。江夏王萧锋、衡阳王萧钩对待他都很好。
王智深，字云才，琅邪临沂人也。少从陈郡谢超宗学属文。好饮酒，拙涩乏风 仪。宋建平王景素为南徐州，作《观法篇》，智深和之，见赏，辟为西曹书佐，贫 无衣，未到职而景素败。后解褐为州祭酒。太祖为镇军时，丘巨源荐之于太祖，板 为府行参军，除豫章王国常侍，迁太学博士，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当初，王智深受到司徒袁粲很友善的接待，等到他撰写《宋纪》，书中常表现出怀恋之情。很小时父亲便死了，所以祖母给他取名为愍孙，以后因为仰慕荀粲，所以自己改名为袁粲。会稽人贺蚕讥笑这事，因此王智深在书中对这事作了一番评论。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 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 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
王智深家境贫寒没有什么交际应酬，曾经饿了五日没有饭吃，只好挖掘苋菜根来吃。司空王灯庐和儿子王尽分给他一些衣物食品。死在家中。
又敕智深撰《宋纪》，召见芙蓉堂，赐衣服，给宅。智深告贫于豫章王，王曰： “须卿书成，当相论以禄。”书成三十卷，世祖后召见智深于鹴明殿，令拜表奏上。 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书，智深迁为竟陵王司徒参军，坐事免。江夏 王锋、衡阳王钧并善待之。
先前，陈郡人袁炳字叔明，很有文学才华，也受到袁粲的知遇。撰《晋书》，尚未完成便去世了。
初，智深为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纪》，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为愍 孙，后慕荀粲，自改名，会稽贺乔讥之，智深于是著论。
颍川入庾铣，很善于写文章，受到豫章王赏识，被引荐，官车大司马记室参军，去世。
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苋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与衣食。卒 于家。
陆厥字韩卿，吴郡吴人，他是扬州别驾陆嚣的儿子。陆厥年轻时便很有风度仪表，喜好写文章，尤其是五言诗很有新奇变化。齐永明九年，武帝韶命各级官员举荐文士，同郡人司徒左西掾顾嵩之上表推荐他。州府举他为秀才，作王晏的少傅主簿，调任后军行参军。
先是陈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学，亦为袁粲所知。著《晋书》未成，卒。
陆厥末年，写文作诗的风气很是兴盛。吴兴沈约、陈郡谢跳、琅邪王融等人因文风类似而互相推重。汝南人周颐很懂得声韵。沈约等人写诗都用平仄，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藉此来设制诗歌韵律，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世人称这种诗体形式为“永明体”。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又专门论及了平仄问题。陆厥在给沈约的信中说：
颍川庾铣，善属文，见赏豫章王，引至大司马记室参军，卒。
范詹事《自序》云“生性就能区分字音的宫商平仄，懂得清音浊音，特别能够协调轻音重音，补救艰涩难读的字。古今文人，大多数不能够完全明白了解遣裹的奥妙，纵然有人会用宫商平仄，却不一定是从明了字音的本质上得来的”。沈尚书也说“自灵均以来，不能认识此中的奥秘”。或云“衹是暗与音理相合，不是有意去达到。张衡、蔡邕、曹、王，都没有预先觉察，潘岳、陆、颜延年、谢灵运，距离更远”。音韵的主要内容在于使“宫声商声互相变化，低声高声互相交错。如果前字声音虚浮，则后字应当切实而响亮，一篇之中，音韵完全不同，两句之内，轻声重声都不一样”。上述主张，言辞很优美，道理又很完善。但观察历代众位贤才，似乎并不是都不明白这种道理，那么所谓“不能认识此中奥秘”，则近乎不实之辞吗。
陆厥，字韩卿，吴郡吴人，扬州别驾闲子也。厥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 甚新奇。永明九年，诏百官举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顾暠之表荐焉。州举秀才，王晏 少傅主簿，迁后军行参军。
案范詹事所说“不是从明了字音的本质上得来”，沈尚书说“不是通过思虑而达到”，这可以说是揣测情思违背了五色交错，挑剔字句与音律偏离。范詹事又说“偶然也有合于音律的”，沈尚书说“有的与音理暗暗相合”。则那些有文采调韵清美的歌咏，虽有音律上偏差错谬的情况，但也有完全融合的，考察以往的诗歌，确实可以这样说。大凡思绪有融合分离，文章有通畅阻塞，即使前代贤哲也在所难免，任何事情也都不会没有这种现象。造就是曹子建喜欢让人指责文章的错谬，陆士衡对自己的作品有所遣憾的原因。既然说有遗憾，那么就不是完美之作，按理便可批评。君子执行了这种批评，您却说这种合于音理是暗合，这不好像是指责他合于音理而让人批评是遣憾吗。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 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 “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宫商。厥与约书曰：
自从魏文帝写论文，常常论述语音的清浊问题，刘桢的奏书，也非常明了文体情势的意趣。那些关于语言有龃龉不合与妥当贴切、文章要首尾接续互相照应的论说；用色彩来比拟音律，认为声音的高低清浊像五色交错一样，如果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那么这些论说指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说前代英才已经早就知道语音的平仄，但没有指出曲折隐秘之处，像现在论述得这么明了罢了。至于诗文中隐含有毛病，融合少而错谬多，则正如临淄所说的“人们的著作，不能没有毛病”。并不是知错不改，也不能说不改就是不知道，造就是曹子建、陆士衡说的“竭尽了情思但仍有很多悔恨之处，逭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现在既然赞成他们所说的有关诗文有毛病有悔恨的话，则一定了解他们自己知道没有悔恨没有毛病的地方；引用他们不明白不合律的地方说是暗，为什么独独要攻击他们已经合律已经了解的明白之处呢?我猜想，讲究质朴和追求文采是因时而异，古今是不一样的。诗文的紧要之处在抒情状物，对于篇章语句则要求较为宽松。抒情状物，是诗文的紧要之处，表达得好与壤尚且各占一半；篇章语句，是注意得较少的地方，所以合律少而错谬多。若能同时考虑到这两种情况，则前代英才并不是不知道声律，这是很明显的。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 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 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 大旨钧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 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 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
《长门》、《上林》，几乎好像不是一人写的赋，《洛神》、《池雁》，也成了两种体裁的作品。班孟坚思虑精妙纯正，《咏史》诗不差于束主的《两都赋》，张干子气度恢弘富丽，《羽猎》赋不低于凭虚的(二京赋》。王粲《初征》精美，别的作品却比不上它；杨脩思维敏捷，但作《暑赋》是整日也不能写成献上。事情急促需一日完成，但循顺意绪而作则少有错误；事情宽缓没有写七步诗时那么紧迫，但诗文却写得隐涩晦暗。同是一人，其思绪的迟缓与迅捷，其作品的精工和粗拙，好像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却独独对于语言的平仄声律，一定要使它们完全合一呢?评论者衹可以说前贤对声律没有穷尽地推究其极致，却不能说先前毫无觉察。沈约答覆说：
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擿句 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 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 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 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 遗恨邪？
宫商的声调衹有五种，文字的差别是几万，用几万文字的繁杂，来配合五声的简约，则读音的高下低昂，不是人们思维的力量所能一一列举的。还不仅仅是这种情况。十个字的诗文，颠倒相配合，字不过衹有十个，但再巧妙的配合也不能穷尽它的精美，何况字数超过十的诗文呢?自灵均以来，对此没有经过精心思考，所以原本便无从识得其大概。像这样精妙的声律，为什么圣人不去崇尚呢?这是因为研究声韵曲折的巧妙，对于训诫之义没有很大的作用，这不是圣人贤哲立论的紧要之处。因此扬子云把它比喻为“雕虫篆刻”般的小技巧，说“大丈夫是不屑于这样干的”。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怗之谈，操末 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 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 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 “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 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 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 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
自古以来的诗人们，怎么会不知道宫羽商征的区别呢?但虽然知道五音有差别，却对于其中的交错变动，不明白之处确实很多，所以我说他们“个中奥妙未能看清”。以此推论，则知前世文士便没有真正觉察到这些地方。
《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 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 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 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 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如果拿文章中字的音韵等于弦管中的声曲，那么它的美恶妍蚩，便不能有一点点的违反相悖。譬如让子野来弹琴奏曲，哪里会突然出现舒缓失调的声音?拿《洛神赋》和陈思王曹植的其他赋作相比，好像是两人之作。所以知道，如果天机开窍，则音律自然谐和；如果六情阻滞，则音律顿时错谬。陆士衡虽然说过“鲜明华美好像锦绣”，但怎会出现在江中洗彩色衣裳，其中有一片是卫文侯的衣服这种情况?因而陆生所言，也不是很完美的。合不合音韵，也还有精细和粗糙的区别，对此，轮扁不能说清楚，老夫我也不能完全辨别得清。
约答曰：
齐永元元年，始安王萧遥光造反，陆厥父亲陆闲被杀，陆厥获罪被囚禁。不久有大赦令，陆厥对父亲没有等到大赦而被杀深感遣恨，感伤哀痛而死，时年二十八岁。有文集流行世上。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 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 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 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 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
会稽虞炎，永明年间，因有文学才能，与沈约一道受到文惠太子的赏识，待遇之深厚不同寻常，最后官至骁骑将军。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 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郡东武城人。父崔庆绪，永明年间，为梁州刺史。
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 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 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
崔慰祖初出仕为奉朝请。父亲亡故后他不再吃盐，母亲说：“你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子嗣。遇大丧不灭孝的本性，应当不进食美味佳肴罢了，怎能断绝吃盐呢!我现在也不吃盐丁。”崔慰祖不得已而听从丫母亲的劝告。父亲在梁州的资产家财有千万，都散发给同宗的族人；家具器物都用漆写上日字，这种有日字的器具，流散到远近各地。崔慰祖整理了父亲有关的租借文书凭证，对族侄崔弦说：“他们如果有了这些器具，自然会将借去的归还回来；如果他们没有这些器具，我说什么呢?”于是便将人们的租借字据全都烧掉。
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 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
崔慰祖爱好学习，收藏书籍达到万卷。邻居中有爱学习的青年都相随着来向他借书，每天数量达到几十套，崔慰祖都亲自取出给他们，从来没有推托过。
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闲被诛，厥坐系尚方。寻有赦令，厥恨父不及， 感恸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于世。
崔慰巡任垃童工抚军墨曹行参军，转刑狱，兼记室。萧遥光喜欢下棋，多次召崔慰祖来对弈，崔慰担常推辞说下得不好，不是朔日望日就不来拜见。建武年间，有韶要求各地举荐才士，崔慰祖的堂兄崔慧景推荐了崔显回和芒厦人塑坠扰，并为硕学。齐明帝想让他管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地方，以测试他的才能，崔慰祖推辞不就职。
会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骁骑将军。
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跳曾在吏部省中聚集很多宾朋好友，每人都向崔慰祖询问十几件有关地理方面的不熟悉的事，崔慰祖口吃，语言不华美，但回答得有根有据而且精通熟悉，满座宾客都赞不绝而且心服口服。谢跳赞叹说：“假如班固、司马迁再生，也不过如此。”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人也。父庆绪，永明中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 朝请。父丧不食盐，母曰：“汝既无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灭性，政当不进肴羞 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从之。父梁州之资，家财千万，散与 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料得父时假贳文疏，谓族子纮曰： “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崔慰祖出卖自己的住宅，标价四十五万，买者说：“能否减点价?”崔慰祖说：“我实在比韩{继更惭愧些，不许有两种价格。”买者又说：“那你先标价四十六万，待我间时你可减让一万给我。”崔慰祖说：“这样做就是伙同你一块去欺骗别人，这哪里是我的本心呢?”
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 常为辞。
崔慰迟年轻时和侍中辽祀很有交情，等到江担显贵了，常来邀他去作客，但崔慰祖不去。崔慰巡和丹阳县回非常要好，崔慰光依凭墓应造反时，崔慰祖正在城内、，在城池还没有被攻下的前一天，对崔慰说：“你家中有老母亲，应当赶快出城去。”于是命守门人放他出去。崔慰祖出城后就去朝廷自首，被囚禁。病死。
为始安王抚军墨曹行参军，转刑狱，兼记室。遥光好棋，数召慰祖对戏，慰祖 辄辞拙，非朔望不见也。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 帝欲试以百里，慰祖辞不就。
崔慰巡着有《海岱志》，记载了从太公时起到酉置时止的人物，为四十卷，尚有一半没有完成。临死时，写信给堂弟崔纬说：“常想再注释可迁、固两人的历史著作，已搜集到《史记》、《汉书》遗漏未载的事二百余件，放在厨房的竹筐中，你可以收检好记写下来，以保存它的大意。《海岱志》还不完备周详，你可抄写好几遍，付给护军的各位从事每人一本，也给朋友任昉、徐夤、刘洋、裴揆等人。”又吩咐说“让棺材直接靠近黄土，不必用砖砌，不要摆设灵座”。死时年纪三十五岁．
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 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 无以过此。”
王逡之字宣约，琅邪郡临沂人。父祖都曾做过郡守。
慰祖卖宅四十五万，买者云：“宁有减不？”答曰：“诚惭韩伯休，何容二价。” 买者又曰：“君但责四十六万，一万见与。”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岂是我心 乎？”
王逡之年轻时有礼仪学识，见闻广博。起初作江夏王国常侍，后陆续为大司马行参军，章安县令，直至始安工内史。他没有去做始安王内史，而官拜山阳王骠骑参军，兼治书御史，安成国郎中，吴县县令。
少与侍中江祀款，及祀贵，常来候之，而慰祖不往也。与丹阳丞刘沨素善，遥 光据东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溃一日，沨谓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 门者出之。慰祖诣阙自首，系尚方，病卒。
宋升明末年，右仆射王俭重视儒术，王逡之以著作郎身份兼任尚书左丞，参加议定齐国礼仪。当初，王俭撰写《古今丧服集记》，王逡之写了十一条问题驳难他。他自己再撰写《世行》五卷。转迁为国子博上。因国学荒废已久，故在齐建元二年，王逡之便首先上表章要求重立国学，同时仍兼著作郎，编撰《永明起居注》。转官为通直常侍，骁骑将军，领博士、著作郎照旧。后外任为宁朔将军、南康相，太中、光禄大夫，加侍中。王逡之一向很朴素，衣服经常不洗，办公的案桌都是尘土灰黑，年老仍手不释卷。建武二二年去世。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半未成。临卒，与从弟纬书 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 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 徐夤、刘洋、裴揆。”又令“以棺亲土，不须砖，勿设灵座”。时年三十五。
王逡之的堂弟王珪之，有史学才能，编撰《齐职仪》。永明九年，其子中军参军王颢上奏说：“臣亡父故长水校尉珪之，以质朴为根基，依儒学而养心性。因此在宋元徽二年，被敕命派去纂集古时所设职官的历代分划情况。凡是在典策上有记载的，他都一定要详尽地加以考察。因此各种等级的执掌、司职，全都加以编定收录。各级职官的黜降陟升转迁补阙，都要详细核定记录。并且叙述各种官服、冠带、佩饰的等级差别。正遇上天启齐运，朝代更新，故太宰臣褚渊奉宣齐帝旨意，要他赶紧加以删改订正。尚未刊定完，臣家便遭遇凶灾。我不考虑自己身份的平庸卑微，恭谨而冒昧地奏上，总共有五十卷，名之为《齐职仪》。希望能够长久地藏入天朝秘合之中。”皇帝诏命收入秘阁。
王逡之，字宣约，琅邪临沂人也。父祖皆为郡守。逡之少礼学博闻。起家江夏 王国常侍，大司马行参军，章安令，累至始安内史。不之官，除山阳王骠骑参军， 兼治书御史，安成国郎中，吴令。升明末，右仆射王俭重儒术，逡之以著作郎兼尚 书左丞参定齐国仪礼。初，俭撰《古今丧服集记》，逡之难俭十一条。更撰《世行》 五卷。转国子博士。国学久废，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又兼著作，撰《永明 起居注》。转通直常侍，骁骑将军，领博士、著作如故。出为宁朔将军、南康相， 太中、光禄大夫，加侍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浣，机案尘黑，年老，手不释卷。建 武二年卒。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蓟人。祖父名员，时任大匠卿。父亲名塑之，任奉朝请。
从弟圭之，有史学，撰《齐职仪》。永明九年，其子中军参军颢上启曰：“臣 亡父故长水校尉圭之，籍素为基，依儒习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设官历 代分职，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是以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该研记。 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属值启运，轨度惟新。故太宰臣渊奉宣敕旨，使速洗正。 刊定未毕，臣私门凶祸。不揆庸微，谨冒启上。凡五十卷，谓之《齐职仪》。仰希 永升天阁，长铭秘府。”诏付秘阁。
祖冲之年轻时便喜欢考古，有机敏的才思．宋孝武帝派他在华林学省任职，赐给他住宅、车马、服饰。出仕为南徐州迎从事，公府参军。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蓟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请。冲之少稽 古，有机思。宋孝武使直华林学省，赐宅宇车服。解褐南徐州迎从事，公府参军。 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历，比古十一家为密，冲之以为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曰：
宋元嘉年间，开始用何承天所造历法，比古代十一家的历法更精密，但祖冲之认为还粗疏，于是改造新历法。他给皇帝上表说：
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 谈、迁载述，彪、固列志，魏世注历，晋代《起居》，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书契 以降，二千余稔，日月离会之征，星度疏密之验，专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 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考课推移，又曲备其详矣。然而古历 疏舛，类不精密，群氏纠纷，莫审其会。寻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简略， 今已乖远。以臣校之，三睹厥谬，日月所在，差觉三度，二至晷景，几失一日，五 星见伏，至差四旬，留逆进退，或移两宿。分至失实，则节闰非正；宿度违天，则 伺察无准。
我广泛地考察了以往的各种典籍，例如五帝时曰月星辰运行的度次，三王时日月星辰的交错分合，《春秋》记载的朔望气候，《纪年》记载的日食月食，司马谈、司马迁著作中有关的记述，班彪、班固所撰志书的内容，魏代的注历，晋代的《起居》，探索古与今、华夏与狄戎地区历法的不同。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二千余年间，曰月离合交会的征兆、星辰运行度次疏密的证验。专心研究，深思熟虑，能够把它们的规律和差异都说出来。加上亲手测量王表尺度，亲眼察看仪器刻漏，观察尽量地细致，计算力求精密，考核、试验、推论、演绎，又知道得非常完备详细。
臣生属圣辰，询逮在运，敢率愚瞽，更创新历。谨立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 有三。
但古代历法不精密，错误很多，各家说法杂乱不同，使人不知要点。考何承天所上历法，其意要有所改革，但其所造历法简略，现在已与实际相差很远。按照我的观测校正，发现了它的很多错误：太阳和月亮的位置差了三度；冬至夏至时日晷的阴影比实际晴况几乎差了一天；五星在伏天出现，竞差四十多天；而其运行状况，有时相差两夜。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日与实际不合，则节气闰余的日子也不正确；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违背了天体的实际情况，那么观测便不准确。我生在圣明的年代，遇上好的世运，因此冒昧地请求用我不太聪明的智慧，再造新的历法。
改易者一：以旧法一章，十九岁有七闰，闰数为多，经二百年辄差一日。节闰 既移，则应改法，历纪屡迁，实由此条。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 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汉代之初即用秦历，冬至日在 牵牛六度。汉武改立《太初历》，冬至日在牛初。后汉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 晋世姜岌以月蚀检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课以蚀望，冬至之日在斗十 一。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旧法并令冬至日有定处，天数既差，则七曜 宿度，渐与舛讹。乖谬既著，辄应改易。仅合一时，莫能通远。迁革不已，又由此 条。今令冬至所在岁岁微差，却检汉注，并皆审密，将来久用，无烦屡改。
我确定改变的情况有两种，设置新法的情况有三条。要改变的第一条是：因旧法一章，十九年有七个闰日，闰敷太多，经过二百年便相差一天。节气闰日既然有变动，自然应当更改历法，日历纪年常常变化，这都是由于这条历规而造成的。现将章法改为：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个闰日，使合于周、汉纪历，则将来长期使用，再不会出现差错变动。第二条：因《尧典》说：“太阳距昴宿最短，正是仲冬。”用这条来推算，则唐代的冬至曰在现在昴宿左方五十几度。汉代初期，用的是秦代历法，冬至曰在牵牛宿六度。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冬至曰在牛宿初度。后汉用四分法，冬至曰在斗宿二十二度。晋代姜岌用月食来检验太阳的位置，得知冬至曰在斗。宿十七度。现在用中星作验证，再考察月食月望，冬至之曰在斗宿十一度。统计一下，历时未满百年，冬至曰的位置相差了二度。旧历法同时还使冬至闩的位置确定不变。天的度数既然有差别，则曰、月、金、木、水、火、土这七曜的宿度，渐渐地发生了错误。错误已经非常明显，就应当改变．仅仅合于一时，是不能够贯通于长远的。移动变化不止，又是由这条法规所造成的。现在让冬至所在位置，年年有微小的差别，用汉历来验证，都很审密，并且可以长久地使用，不需要经常改动。又新制历法三条：第一，以子为时辰之首，位在正北，爻数应合了初九升气酌开端，虚宿在北方匕宿裹位列正中。元气开始发生，应该在这个位置。前代儒家虞喜，已经对它的意义论述得很完备。现行历法的上元曰度，由虚宿一度开始。第二，日历时辰的称呼，以甲于为最先，所以历法设置元始，应当从这一年起。自黄帝以来，世代所用，总共有十一种历法，没有一种历把上元作为年名，而现在日历上元这年应在甲子。第三，用上元作年岁名，在历上符合各条，都应该以这一年为起始。而《景初历》曰月五星交会的快慢，其起始曰有差别。又何承天历法。曰月五星，各自有元始曰，交会快慢，也都有位置差别，衹定得朔气相交合而已，条规次序纷繁错乱，比不上古历法。现设置历法，规定曰月五星交会快慢，全都以上元岁首为起始，群流共源，这样才几乎没有差错。
又设法者，其一：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 之中。元气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备论其义。今历上元日度，发自虚一。其 二：以日辰之号，甲子为先，历法设元，应在此岁。而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凡十 一历，上元之岁，莫值此名。今历上元岁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岁，历中众条， 并应以此为始。而《景初历》交会迟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 元，交会迟疾，亦并置差，裁得朔气合而已，条序纷错，不及古意。今设法日月五 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群流共源，庶无乖误。
如果要测定天体情况，依据它取得实际效果，那么天象是非常显明的，用尺表就可验证推算，动气虽然幽微，用仪器测度也不会有差错。现在我所创制的历法，容易使人信奉。它综合查考核实了古历法的始终，大体上保留了共同之处，推出新规改变旧法，有简有繁。用简约的条规，我有道理而不感到害怕，用繁多的条规，自认也没有错误。为什么呢?因为纪历闰日的参差不齐，是天数各有定分，用它来作历法的体制，并非不细密。我为此推究毫厘，使追求奥妙的准则更加完备，不辞劳累，以创建长久确定的历法；并非是我思考了而不知道，觉悟了而不去改变它。如果我奏上的历法万一可以采用，我希望能颁布到各个职司部门，请皇上恩赐审察研究。
若夫测以定形，据以实效，悬象著明，尺表之验可推，动气幽微，寸管之候不 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综核始终，大存缓密，革新变旧，有约有繁。用约之 条，理不自惧，用繁之意，顾非谬然。何者？夫纪闰参差，数各有分，分之为体， 非不细密，臣是用深惜毫厘，以全求妙之准，不辞积累，以成永定之制，非为思而 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万一可采，伏愿颁宣群司，赐垂详究。
事情奏上，孝武帝命朝中懂得历法的人和祖冲之辩论，没有人能难倒他。遇上孝武帝驾崩，所以历法没有施行。祖冲之外任为娄县县令，谒者仆射。
事奏。孝武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会帝崩，不施行。出为娄县令，谒者 仆射。
当初，宋武帝平定关中，得到姚兴的指南车，但衹有外形而没有巧妙的内部装置，每当指南车运行时，还要派人在内部转动它。宋顺帝升明年间，齐太祖萧道成辅政，让祖冲之按古法修造。祖冲之改用铜来制造内部装置，使它不论怎样转动却始终指着一个方向，自三国时期马钧以来还从没有过。当时有个北方人索驭骈，自称也能造指南车，太祖让他和祖冲之各造一辆，造好后在乐游苑比试，可索驭鳞所造指南车有很多差误，于是便把它砸碎烧掉。齐永明年间，童陆王萧子良喜欢古物，祖冲之就制造欹器献给他。
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 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均以 来未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飗者，亦云能造指南车，太祖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 对共校试，而颇有差僻，乃毁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
文惠太子在东宫时，见到了祖冲之的历法，曾奏请齐世祖颁布施行，不久文惠太子去世，这事又耽搁下来。祖冲之转官长水校尉，兼领本职。退迚之作《安边论》，想开展屯田，推广农业栽培。建武年间，齐明帝派祖冲之巡行四方，让兴建有利于百姓的大工程，正遇上连年有战事，所以这件事终于没有施行。
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冲之历法，启世祖施行，文惠寻薨，事又寝。转长水校尉， 领本职。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建武中，明帝使冲之巡行四方， 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
祖冲之懂得音律，玩博塞游戏更是绝妙，没人能和他相比。因诸葛亮造过木牛流马，他便制造一种机械，不利用风力水力，开动机关后能白行运转，不需要人力。他又造千里船，在新亭附近的长江上试验，每天可行百余里。在乐游苑造水碓磨，齐世祖曾亲自前去观看。祖冲之还特别善于算术。齐永元二年，祖冲之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著述了《易经》、《老子》、《庄子》的释义，注释了《论语》、《孝经》及《九章》，还撰写《缀述》几十篇。
冲之解钟律，博塞当时独绝，莫能对者。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 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 苑造水碓磨，世祖亲自临视。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 《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
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入氏。祖父贾弼之，晋朝时任员外郎。父亲贾匪之，任骠骑参军。
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人也。祖弼之，晋员外郎。父匪之，骠骑参军。世传 谱学。孝武世，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 爰、苏宝生，并不能悉。渊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苟晞儿。”检访果然。由是 见遇。敕渊注郭子。泰始初，辟丹阳郡主簿，奉朝请，太学博士，安成王抚军行参 军，出为丹徒令。升明中，太祖嘉渊世学，取为骠骑参军，武陵王国郎中令，补余 姚令。未行，仍为义兴郡丞。永明初，转尚书外兵郎，历大司马司徒府参军。竟陵 王子良使渊撰《见客谱》，出为句容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