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思想
《史通》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史料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许凌云依据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20页中提出的史料学应分为理论的、历史的、分类的和实用的四个部分的思想,认为史料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史料学理论、史料学史、史料分类学和史料应用学,并以此展开论述。首先,他认为,刘知几提出先人之急务、治国之要道的史料学任务。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为此,自然要提倡直笔,反对曲笔。
刘知几还具体阐明了史料与史学的辩证关系,将史籍分为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重视史料记载,认为它是史学工作的基础。其次,许指出,只要将《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刘氏提出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的史籍分类意见,《尚书》《春秋》《左传》等入于正史更是一大发明。
许凌云还指出,刘知几论史料的运用,提出搜集史料要广博,择善要区分虚实真伪。对于如何辨伪,刘氏提出这样的原则:一是区分史料的性质,二是确定真伪。怎样实行辨伪原则,刘氏又提出四点:据理,考察是否合乎于自然规律和社会实际情况,是否自相矛盾。耿建军则从刘知几纂修《起居注》与《实录》,私撰《史通》,以经入史,倡立制册章表书,区分史料与史书,论史才三长,论史料的博采与善择,论史料编纂的具体方法等方面去考察刘知几丰富的史料编纂思想。
耿天勤提出,在唐代,刘知几首倡辨伪,他从史料学角度去辨经书中的伪事、虚语,去辨其他各种伪说和伪书。更重要的是刘氏确立起辨伪的原则和方法。其辨伪的基本原则是实录直书。其方法是强调:考察记事是否符合理,记事有无矛盾,记事与可靠文献是否相乖,记事在同时代的目录书有无记载,记事的语言文体是否与时代相符,多种有关材料是否一致。耿天勤认为,刘氏的辨伪对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