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十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圣人之德，莫大于严父 者也。故司马迁著《封禅书》，班固备《郊祀志》，上纪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 司马彪又著《祭祀志》，以续终汉。中兴以后，其旧制诞章，粲然弘备。自兹以降， 又有异同，故复撰次云尔。
“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到儒家经典，都尊崇这一宗旨，而圣人的道德，没有比尊敬父亲更重要的。所以司马迁撰作《封禅书》，班固详尽记述《郊祀志》，上记皇帝的正祭，下录郡国百神的祭祀．司马彪又撰《祭祀志》以续完汉朝的祭祀礼典．东晋以后，旧有的礼制大的典章，都明白而完善地备载。自此以后，祭祀礼仪又有变化，所以再加编撰。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诏公卿告祠高庙。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 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时魏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之繁阳故 城。庚午，登坛。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既受毕，降坛视燎，成礼而返， 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 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 南郊，自后以为常。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曰，献帝命令公卿祭祀产担庙。派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印玺及策书，禅让帝位给曹魏。当时魏文帝曹丕继承了重旺的王位，南巡停留在颖阴。主事官员于是在题渣的篮荡旧城建造坛台。庚午日，魏王登上坛台。曹魏的相国华歆跪着接受了皇帝的印玺奉进给重担。接受印玺完毕之后，魏文帝走下坛台观看柴燎，礼毕之后返回。没有举行以先祖配祭的祭祀。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在郊外祭祀天地和明堂。当时萱逸的都城在盗堡，而天地神灵、墓地、明堂、灵台都依照汉朝的旧例。黄初四年七月，魏塞壶将要到束境巡视，因为大军将要出动，便派太常官用一头公牛在南郊祭天，从此之后便成为常制。到魏文帝逝世时，太尉钟繇在南郊举行追赠谧号的礼仪，这都是在郊外举行的祭祀礼节。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 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明帝太和元年元年正月丁末日，在郊外祭祀魏武皇帝以配祭天帝，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以魏文皇帝配祭上天。当时两汉时期升烟祭祀天地的仪制都还保留，曹魏对两漠祭礼的沿革便可知了。
四年八月，帝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后 汉纪》，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此虽前代已行之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 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未详所据也。
太和四年八月，魏明帝到东境巡视，经过繁昌县。派遣执金吾臧霸兼理太尉的职事，他用一头公牛祭祀接受禅让的坛台。《后汉纪》裹说，汉章帝诏令在高邑县祭祀即帝位的坛台。逭虽然是前代已实行的事，然而筑坛是为了祭天，而坛并不是神。现在不对上天祭祀，而对坛墟致祭，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 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 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 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 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 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 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 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 终魏世，不复郊祀。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曰，开始在洛阳南郊的委粟．营建圆厅。皇帝下诏令说：“帝王接受天命，都恭敬地奉承天地，以彰显神明；尊敬祭祀世代继统的先祖，以昭明功德。所以前代祭祀的礼典撰著之后，就使郊祭祖先以配祭皇天上天的仪制完备了。从前在汉朝的初年，承接秦朝焚书灭绝学术之后，便收集残缺的礼制经典，以完备郊祀的礼仪。从甘泉、后土、雍宫、到五峙原祭天地神灵的处所，大多在经典上见不到，并且因为这些祭祀一兴废而无常制，一一彼一此而有变化，四百多年间，废止而没有了郊外椅祭皇天上天的礼仪。古代所改立的祭祀礼仪，于是有了阙失。萱魏的世系，出于直垦氐，现在祭祀圆丘，以始祖爱童配祭，称圆丘为皇皇帝天。方丘所祭的称为皇皇后地，以舜帝的妃子伊氏配祭。郊外祭天所祭的称为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祭。郊外祭地所祭的称为皇地之衹，以武帝的宣皇后配祭。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已故皇父高祖文皇童，以配祭上天。”十二月壬子冬至，开始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有虞氏舜帝配祭。白正始年以后，直到曹魏终结，再没有举行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孙权，敢用玄牡，昭告皇 皇后帝。汉飨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行气数终，禄胙运尽，普天弛绝，率 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窃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 运，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 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终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 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敢不敬从。谨择元日，登坛柴燎，即皇帝位。唯 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绥天极。”其后自以居非中土，不复修设。中年，群臣 奏议，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于禜、镐，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 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禜，见何经典？”复奏曰： “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禜。”权曰： “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 正义，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追贬匡衡，凡在见者，莫 不慨然称善也。”何承天曰：“案权建号继天，而郊享有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 郊，而遂无北郊之礼。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吴 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则权 不享配帝之礼矣。”
孙权开始在武昌称帝号时，在南郊告祭天帝。告祭辞说：“皇帝臣孙权，冒昧地用黑色的公牛祭祀，明白告知皇皇后帝。汉朝享国二十四世，经历四百三十四年，它运行的天命气数已终结，它的福禄气运已竭尽，普天之下已废弛，四海之内分崩离析。邪恶之臣曹丕，于是夺取了帝位。直至的儿子茎壑继承帝位而作恶，盗窃名位扰乱礼制。我孙权出生于东南，适逢机运，承奉天道掌握军队，志向在于拯救世道，奉皇天上天的正辞实行讨伐惩恶，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民众。群臣百官各位将相以及各州郡各城镇执掌职事的官员，都认为天意已对汉朝厌弃，汉朝已丧失天运，皇帝的位置空缺，郊祀没有主祀人，美好的征兆嘉善的瑞应，前后纷繁地出现，上天的气运在我身上，我不得不接受．我孙权敬畏天命，岂敢不恭敬奉从。我恭谨地选择吉曰，登上坛台并举行柴燎祭天，即皇帝位。敬希你天神赐福!东吴四方，永远安保于天际。”在这以后的时期，孙权自认为所居不是中原地方，便不再举行郊祀。中年时，群臣奏议，应该举行郊祀。孙权说：“郊祀应当在中原土地上举行，我们现在不是在中原土地上。”群臣再次奏议说：“普天之下，没有一地不是帝王的领土：。帝王以大下为家。古代周文王、周武王在酆、镝举行郊祀，不是一定要在中原土地上。”孙权说：“周武王伐纣时，即帝位于镝京，而在镐京举行郊祀。周文王没有成为天子，在酆邑举行郊祀，见于哪部经典呢?”群臣又奏议说：“我们得见于《汉书．郊祀志》。匡街上奏请求将甘泉宫回曲的郊祀迁徙到铝，说驰王曾在腿举行郊。’，虽说：“周文王品性谦让，他处于诸侯的地位，分明是没有举行郊祀。经传没有明文记载，由匡衡这个俗儒凭个人意见造说，不是经典的本义，不可用。”虞直《志林》裹说：“束吴君主孙权纠举驳正郊祀的记载，追贬匡衡，凡是得见的人，无不感慨地叫好。”何承天说：“考察孙权已建立帝号承继帝位，而郊祀享祭有阙失，本来是不对的。他在位的末年虽然举行了一次南郊祭祀，而竟无北郊祀享之礼。环氏的《吴纪》裹说：‘孙权想尊崇父亲以配享天帝的本义，给他的父亲孙坚追加尊号为束吴始祖。’依照这一说法，那么孙权末年所举行的郊祀，足以系坚配享天帝。孙权去世之后，三位继位的君主直到束吴灭亡都没有举行郊祀，那么逊护也就没享有配祭天帝的礼仪了。”
刘备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设坛。“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 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 帝震怒致诛，社稷复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 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 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 望，在备一人。备畏天之威，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坛，受皇帝 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大神。惟大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章武二年十月， 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刘备章武元年，备即皇帝位，筑造坛台告祭天帝。告祭辞说“建安二十六年夏季四月丙午口，皇帝臣刘备，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献祭，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灵。汉朝享有天下，它的天命气运无限。先前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光武皇帝震怒出兵讨伐，社稷宗庙再次得到享祭。现在曹操依仗武力肆意残忍地对待人民，他的儿子曹丕施展他的凶逆图谋，窃取帝位。群臣百官和将士们认为国家社稷已被废弃，刘备应该整治它，应该承接汉高祖和汉光武皇帝，恭敬地奉行皇天上帝对曹丕的惩罚。我刘备思量自己道德鄙薄，怕有愧于这皇帝之位，便向庶民询问，并问及边外的蛮夷各族的君长，他们都说天命不可以不回报，祖宗的帝业不可以长久被废弃，四海之内不可以没有君主，天下四境之内的人所仰望的，在于我型备一人。我型借敬畏皇天的威严，又惧怕汉朝将在大地上灭亡。我恭谨地选择吉，与群臣百官登上坛台，接受皇帝的御玺。修造柴燎的坛台，挖掘埋藏祭牲的瘗坎，向天神举行告祭。敬希天神享用祭品给汉朝赐福，永远安保四海。”章武二年十月，皇帝刘备命令丞相诸葛亮，在成都营建南、北郊祭的坛台。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 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丙寅，晋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未有祖配。其文曰： “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曰： ‘昔者唐尧禅位虞舜，虞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 皇帝拨乱济民，扶翼刘氏，又用受禅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 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之 民，罔不祗顺，开国建侯，宣礼明刑，廓清梁、岷，苞怀扬、越，函夏兴仁，八纮 同轨，遐迩弛义，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 炎惟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 曰：‘皇天鉴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 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畏天之威，敢不钦承休命，敬简元辰，升坛受禅， 告类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万国。惟明德是飨。”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日，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持皇帝的印玺和策书，禅让帝位给西晋。丙寅曰，西晋在南郊筑造坛场，举行柴燎告祭天帝，没有用祖先配祭。其告祭词说：“天帝之臣皇帝司马炎。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献祭，昭告皇皇后帝。曹魏皇帝查验了皇位的气运，接受上天圣明的命令，命令我司马炎说：‘古代卢童禅让帝位给虞爱，虞灵又将帝位禅让给夏鱼，他们勤勉地树立圣德垂训后世，经历了很多年代。到了汉朝政道衰败时，魏太祖武皇帝平定祸乱救助人民，扶持辅助汉朝刘压政权，又从还曲接受了挥让。但当我曹魏之时，历代多有变乱，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实在是仰仗了置翅匡救的恩德，因而得保曹魏宗庙的祭祀，在艰难时广为救助，这实在是晋朝对魏有大的功德。天下四方的人民，没有不敬服顺从的，立国家建诸侯，宣明礼教严明刑律，肃清梁山、岷山，包容了扬州、南越，全国兴举仁义，八方边境统一，远近向往仁义而归服，祥瑞接连出现，天人同应，没有不顺服的。天命宣示我要效法唐尧、虞舜和汉朝禅让的皇帝，因此布天命于此。’我司马炎思量不足以继承魏帝皇位，辞让没有获得同意。于是三公卿士，群臣百宫，黎民百姓和役隶，以至各蛮族的君长，都说：‘皇天明察下民，了解下民的困苦，皇天既有成命，本来不是克己谦让所能抗拒的。’帝位不可以没有继统，入神不可以空缺君主，我司马炎虔敬地遵奉皇位的气运，我畏惧天帝的威严，岂敢不恭敬地承接天帝美善的命令，我恭谨地选择吉曰，登上坛台接受禅让，告祭上帝，以永远报答人民的厚望，广布德泽佑助天下四方各地人民。我向往美善之德。”
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 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祀，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 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 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 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 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 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 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太康 十年十月，乃更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明上帝不 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且《诗序》曰：‘文、武 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 于义亦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礼。皇太子、 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泰始二年正月，皇帝下命令说：“主事官员前时奏请郊祀权且采用曹魏的礼制。我不想承受改建礼制的艰难，现在便以曹魏的礼制作为永远实行的制度。众人议论纷纭，于是没有按时议定，也就不能按时供享祭神，以已故祖、父配祭，我早晚都在慨叹和期望，饮食减少，心中不安。现在应当守即举行郊祀。”当时群臣又议论说： “五方天帝，就是天，五行之气时令不同，所以它们的称号不同。虽然有五个名称，其实是一个神。明堂和南郊，应该除去五帝的神座。五郊改为五精的称号，都同称为吴天上帝，各设一座而已。北郊祭祀又当除去先肚皇后的配祭，”皇帝全都依从。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祭天，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文皇帝以配祭上帝。这年的十一月，主事官员又奏议：“古时候圆丘的祭祀和郊祀没有区别，应该将圆丘方泽的祭祀合并于南北郊祀，另外修造祭祀坛场。而冬至、夏至的祭祀，合并于南郊、北郊的祭祀。”皇帝又依从了。一概都依照宣帝所采用的王肃的议论。逭一个月的庚寅曰冬至，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圆丘。自此之后，圆丘方泽不另行设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太康十年十月，皇帝又下命令说：“《孝经》裹记载‘郊祀丘铿以配祭天，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周文王以配祭上帝，。而《周礼》裹说：‘祭天是陈列祭品祭上帝。’又说：‘祭地是陈列祭品向四方遥祭山。’四方遥祭不是指地，那么分明上天不能是天了。前时众人议论去除明堂五帝的神位，查考礼书的记载和正式的经文这种做法行不通。况且《诗序》裹说： ‘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起于后稷。’所以推论以后稷配祭天。宣帝以英武创业，他既已配祭天，后来又以先帝配祭天，在道理上也不妥当。应该恢复明堂及南郊五帝神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止月，武帝亲自举行郊祀．皇太子、皂弟、皇广全都陪侍祭祀，这不是前代的礼典。愍帝定都长安，还没有建立郊祀及宗庙祭祀便已败亡。
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 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 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居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 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按元帝绍命 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明帝太宁三年七 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 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元帝中兴于江南，太兴元年，开始改建郊祀坛场。其制度都是太常贺循依据汉朝、西晋的旧制所定。三月辛卯曰，元帝亲自举行郊祀，配祭的礼仪，概依照武帝开始举行郊祀时的先例．当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建议应该等待还都迢旦之后再修建。司徒荀组根据汉献帝居许员时，便立即建立郊祀坛场，现在自然应该在汀茵修造。骠骑玉婆、仆射苞盛、太常茎恒、中书侍郎廖毫都与苞蛆的议论相同。修建祀坛的事便施行了．按元帝继承天命而中兴，依照汉朝的先例，应该举行享祭明堂和宗庙祭祀之礼。束晋没有立明堂，所以缺享祭明堂和宗庙祭祀之礼。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开始诏令建郊祭坛。还没有进行建造而明帝便逝世了，所以成帝越和八年正月，追述以前的意旨，在覆舟山南建立祭坛。当月辛未，祭祀北郊，开始以宣穆张皇后配祭地神。这是曹魏时的先例，不是西晋的旧制。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曰：“泰始中，合二至之祀 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复。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 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 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 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 帝皆亲奉。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要在北郊祭祀，有怀疑的议论。太常题和上表说：“蠢始年间，把夏至冬至的祭祀合并于南郊北郊的祭祀。北郊祭祀的月份，古代没有明文记载，有的用夏至，有的同用冬至。汉光武正月辛末日，开始建立北郊祭坛。这就与南郊祭祀同月了。到束晋草创之时，一切事情都从简，把北郊祭祀合并于圆丘祭祀中。礼制不完备，权且用造一礼仪，大体上是合乎时宜的。到了咸和年间，提议另立北郊祭祀，祭祀同用正月。曹魏承续后汉，正月祭天，以地神配祭，而称说周礼，三王的郊祭，一概用夏正。”于是依从顾和的议论。这个月的辛末日，祭祀南郊。辛巳日，祭祀北郊。皇帝都亲自奉祭。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讨桓玄走之。己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 江陵未返。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 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斋之与否， 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唯一 而巳，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庶子执事，礼文炳然。 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 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无据，使皇舆旋返，更不得亲奉。”遂从纳之议。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征讨桓玄并赶走了桓玄。己卯日，庆贺功勋在南郊祭祀。这一年，皇帝逃亡江陵没有返回。次年应该举行郊祀。朝廷议论认为应该依照周礼，由宗伯代理皇帝的职事，由三公施行祭祀。尚书左丞王讷之独自说：“殡殓之后举行郊祀，自然是天子主持，有君主在，禀承君主的命令而行祭，有什么可辩白的呢。是不是举行斋戒祭祀，岂可以与今天的事相比呢。议论的人又说现在应该郊祀，而事理应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才能命令三公行祭。况且祭天是极尊高的事，衹有天子一人可以举行而已，所以不是天子不可以祭天。庶民以上的人，无不举行祭祀，当嫡子在外时，由庶子掌理祭祀，礼书裹记载得很明白。没有不亲自接受了天子的命令而祭天的。又武皇帝接受禅让后，于二月郊祀，亘童在2遍中兴，于三月郊祀。现在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超过，人们天天盼望着皇帝。不可以没有根据地想急速举行郊祀，使得皇帝返回后，再不能亲自奉祭。”于是依从丁王讷之的议论。晋恭帝五盘二年五月，摹帝派遣使臣奉持策书，禅让帝位给刘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曰。在南郊建造坛场，接受皇帝的印玺，举行柴燎以祭天。告祭策书说：“皇天上帝的臣子皇帝刘裕，冒昧地用黑色公牛献祭，昭告皇皇后帝。晋帝以占卜得知王朝气数已终结，新王朝的气运已有所归，敬顺遣好的时运，以命令我刘裕。立君主以治理人民，天下为公，德操足以立为帝王，而被人民一致拥戴。从卢尧、虞爱开始，直到汉朝、萱垫，没有不是以圣哲的人感通文祖，有卓绝功勋的人登帝位，因此能够大力拯救人民，垂训于万世。晋朝自从束迁以来，礼、义、廉、耻的德操没有树立，宰辅大臣没有依托，日子已经很久了。隆安年间艰险，元兴年间酿成祸乱，以致帝王迁徙，宗庙祭祀灭绝。刘裕虽然地方不是齐、晋大国，部众没有一旅，但上则愤恨时势艰险，下则痛惜动乱不止，他甩袖一挥，就使皇朝恢复。在危难时能扶持，在覆亡时能扶助，为非作乱的都被歼灭，越礼犯分的人一定被消灭。真是否极必泰，振兴废败残局应运而来。至于平定祸乱救济人民，恩施晋朝，凭藉时运，而舒展他的勋劳。加以四境殊风异俗的各族人民仰慕仁义，语言不通的荒远地方人民前来诚服，帝王历法所行的地方，都敬服声威教化。以致、月、星辰显示美好的征兆，山出现祥瑞，入神和睦协同，岁月彰着。因此王侯卿士、亿万平民，都说皇天神灵在上俯察，晋朝在下敬致诚，，天命不可以长久被延误，帝位不可一刻空着。于是被众人的议论所逼，我恭敬地举行这受天命即帝位的礼仪。谬误地以我这薄德之人，托身于亿万人民之上。虽然上畏皇天的威严，忽略这小节，我深深地永远怀念，恭敬恐惧如同遇到危险一样。敬择吉日，登坛受禅，祭告天帝，以实现万国美好的希望。上天保佑我们昌盛，永远给我刘宋赐福。我恭敬地飨祭圣明的神灵。”
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禅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设坛南郊， 受皇帝玺绂，柴燎告类。策曰：“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晋帝以卜 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讳。夫树君司民，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 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 黎，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弗树，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 遂至帝王迁播，宗祀湮灭。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 袂一麾，则皇祚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否终必泰， 兴废有期。至于拨乱济民，大造晋室，因藉时运，以尸其劳。加以殊俗慕义，重译 来款，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协，岁月兹著。是 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监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 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 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厉。敬简元日，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嘉望。 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
永初元年，皇太子在南、北郊拜祭。永初二年正月上旬辛，皇帝亲自举行郊祀。文帝元嘉三年，皇帝率军西征谢晦，备礼品在南、北郊祭祀。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亲郊祀。文帝元嘉三年， 车驾西征谢晦，币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曰，朝廷重臣上奏说：“刘义宣、邀质，违逆时势背离正道，发动暴乱罪恶滔天，串连淮、岱两地逆党，阴谋危害国家。当臧质开始反叛时，朝廷宣布戒严的时候，南、北郊的祭祀及宗庙社祭，都已陈设周备。因刘盏宣作乱，没能同时举行祭祀。当皇上将要出发亲征时，叛逆党徒已冰释瓦解，臧质既已被枭首示众，型义宣也被擒获，两个寇逆都已消灭，南、北郊祭祀及宗庙祭祀都应该昭彰举行。考察亘塞三年诛讨迎每之初，遍祭南、北郊和太庙。当逆党平定之后，衹祭太庙和太社。不举行南、北郊祭祀。”希望礼宫们全面深入地商议。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论说：“《礼》书裹没有不举行回报祭祀的记载。开始时对南、北郊和宗庙既普遍给予祭祀，现在逆贼已擒获，祭祀不应有所不同。”国子助教苏璋生议论说：“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外出巡狩， ‘返回时，给祖庙父庙祭祀，。又《礼记．曾子问》裹说：‘诸侯前往天子那裹去，先到祖庙祭祀，向父庙陈设祭品祭祀，命令祝史向社稷宗庙山川祭祀。祭祀时用牲和缯帛，返回时也是如此。诸侯相见，返回后一定到祖庙父庙祭祀，并命令祝史向前时所祭祀过的山等神举行告至之礼。’《礼记．曾子问》裹又说：‘天子和诸侯将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用缯帛毛皮玉圭等祭品，到祖庙父庙祭祀。返回后一定要举行告至之礼。’天子与诸侯外出，虽说事有大小的不同，但它的礼仪大体相同，出之前祭祀而返回后举行告至之礼，道理上不得有差别。郑玄说： ‘外出及返回的礼仪相同。，它的本义十分明白。天子出征时，向上帝祭祀，推论前时所祭祀过的返回后一定要为之举行告至之礼，那么就应该举行郊祭，不容再有怀疑。丞矗三年，衹祭太庙和太社，不知道它的道理在哪裹。或者当是因《礼记》裹衹说‘返回后到祖庙父庙祭祀’，而没有郊祭的话。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就更是不通。《礼记》是残缺的书，本来就没有完备的版本，断简壤字，多有缺略。正应当类推寻求它的本义，不可动辄都要征引它的文字。天子返回后祭祀太社，也没有成文记载，是什么原因郊祭该单独招致嫌疑呢。但是外出及返回后一定祭祀，都是表示孝敬的诚心。既然是以返回后祭祀为本意，本来就不是凯旋后献捷的礼仪。现在皇帝毕竟没有出宫，就不容许有外出返回后举行告至的礼仪。如果是陈设不出行而祭祀的礼仪，那却是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认为祝史致辞，用以昭显诚信。如果辞义违背礼制，自然可以从实而缺略。我们参酌审议，以应该举行祭祀为允当，应当都用牲畜献祭南北二郊及太庙、太社，依旧由公卿施行祭祀之事。”皇帝下命令表示同意。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刘义宣、臧质，干时犯顺，滔天作戾， 连结淮、岱，谋危宗社。质反之始，戒严之日，二郊庙社，皆已遍陈。其义宣为逆， 未经同告。舆驾将发，丑徒冰消，质既枭悬，义宣禽获，二寇俱殄，并宜昭告。检 元嘉三年讨谢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庙。贼既平荡，唯告太庙、太社，不告二郊。” 礼官博议。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礼》无不报。始既遍告，今贼已禽， 不应不同。”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王制》，天子巡狩，‘归，假于祖祢’。 又《曾子问》：‘诸侯适天子，告于祖，奠于祢，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告用 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反必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 ‘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反必告至。’天子诸侯，虽事有小大， 其礼略钧，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郑云：‘出入礼同。’其义甚明。天子出征，类 于上帝，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则宜告郊，不复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庙社，未详 其义。或当以《礼记》唯云‘归假祖祢’，而无告郊之辞。果立此义，弥所未达。 夫《礼记》残缺之书，本无备体，折简败字，多所阙略。正应推例求意，不可动必 征文。天子反行告社，亦无成记，何故告郊，独当致嫌。但出入必告，盖孝敬之心。 既以告归为义，本非献捷之礼。今舆驾竟未出宫，无容有告至之文；若陈告不行之 礼，则为未有前准。愚谓祝史致辞，以昭诚信。苟其义舛于礼，自可从实而阙。臣 等参议，以应告为允，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庙、太社，依旧公卿行事。”诏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日，主事官员上奏说：“本月十五日举行南郊祭祀。考查旧时的仪制，宗庙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南郊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由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又宗庙祭祀开始时，把酒洒在地上，送神的时候就不洒。而郊祀在开始时把酒洒在地上，同宗庙祭祀是一样的，而送神时又要把酒洒在地上，议论的人认为宗庙祭祀与郊祀仪式不相同，对这件事有疑问。现在交付礼官们审议裁定。”太学博士王祀之议论说：“根据《周礼》的记载，大宗伯‘佐助君主保护国家，用吉礼敬祀鬼和天地神灵，祭祀苍天’。也就是指今天的太常。在郊祀祭天时，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又《周礼》的外宗条下说：‘当王后不参与祭祀时，就佐助宗伯。郑玄说：‘王后不参与祭祀，宗伯替代王后行事。又说：‘君主拿着玉制的圭瓒盛酒并把酒洒向尸主，大宗伯拿着玉制璋瓒盛着酒第二次献酒告祭。从中世以来，王后不参加宗庙祭祀，就应该按照礼制由大宗伯代行第二次献酒告祭。然而现在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郑玄注《礼记。月令》说：‘夏、商、周三代有司马，没有太尉。太尉，是秦朝设置的官。因为世代承传很久远，崇敬宗庙祭祀，替代王后祭祀的事情重要，所以由上公第二次献酒致祭。’又议论说：“顺时而生的思念，情怀比霜露还要深厚；宗庙之内祭祀时，肃敬的感情，在举止行动发出的声音中表现出来。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便不能在一个方位上去求神。郑玄注《仪礼》的有司条裹说，天子诸侯在宗庙门内祭祀又绎祭。绎。是指第二日再祭。现在的宗庙祭祀缺少了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式，将改在枋绎祭，明在于留神，不得而省。礼制裹郊祀与宗庙祭祀的仪制不同。因此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制有差别。”太常丞朱庐之议论说：“查考《周礼》的记载，大宗伯执掌典礼，以敬奉神灵为上，职务是总管祭祀，而以祭苍天为首要。现在的太常就是《周礼》裹的宗伯。又查考袁山松的《后汉书。百官志》裹说：‘郊祭的礼仪，是由太尉掌管第二次献酒告祭，光禄掌管第三次献酒告祭。太常每当祭祀的时候，先上奏祭祀的礼仪及行事，掌管赞助天子祭祀。没有掌管献酒的事。依照《百官志》的记载，汉朝掌管第二次献酒的事，专由三公担任，不是由主管宗庙祭祀的秩宗贵官来掌管。现在宗庙祭祀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光禄第三次献酒，即为汉朝的仪制。又贺循规定太尉由东南方登上坛台，表明这太尉官一定是参与郊祭。古礼虽然是由宗伯掌管第二次献酒，然而历代有沿袭也有变革，由三公掌管第二次献酒，是汉朝所实行的仪制。我认为郊祀的典礼重大，应该与宗庙的祭祀相同。况且太常既已掌管赞助天子祭祀，他就不可兼管第二次献酒的事。又查考洒酒于地的仪式，《礼记》裹说：‘祭祀是讲求阴祀和阳祀的问题．殷产时期是先讲求南郊及宗庙祭祀的阳祭’，‘奏完三首乐曲之后迎牲’。那么商朝是把洒酒于地的仪式放在后面。‘周朝先讲求祭北郊及宗庙的阴祀’，‘洒酒于地所用的是香酒。酒深入到土壤裹。酒洒之后迎牲’。那么周朝是把洒酒的仪式安排在前面。这裹说的是宗庙祭祀，不是说郊祀。查考《周礼。天官》裹说：‘凡是祭祀时赞助君王举行裸礼。郑玄注说：‘裸，是洒酒灌地。衹有关涉人事的宗庙祭祀才有洒酒灌地的仪式。祭天神地神时君王不举行洒酒灌地的仪式。’而郊祀不曾有洒酒灌地的仪式，这在礼制裹无法考知。学识广博的儒者所注释的大义，昭然明察。认为今天有洒酒灌地的仪式，是长期相承传所造成的失误，那么原本就应该是没有洒酒灌地的仪式。”通报给朝廷重臣及丞、郎、博士等，他们都同意朱膺之的议论。尚书令建平王刘宏重新参酌审议，认为朱膺之的议论允当。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寻旧仪，庙祠至尊亲奉，以 太尉亚献；南郊亲奉，以太常亚献。又庙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则不灌。而 郊初灌，同之于庙，送神又灌，议仪不同，于事有疑。辄下礼官详正。”太学博士 王祀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佐王保国，以吉礼事鬼神祗，禋祀昊天。’则 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亚献。又《周礼》外宗云：‘王后不与，则赞宗伯。’ 郑玄云：‘后不与祭，宗伯摄其事。’又说云：‘君执圭瓚稞尸，大宗伯执璋瓚亚 献。’中代以来，后不庙祭，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而今以太尉亚献。郑注 《礼·月令》云：‘三王有司马，无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弥久，宗庙崇 敬，摄后事重，故以上公亚献。”又议：“履时之思，情深于霜露；室户之感，有 怀于容声。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处。郑注《仪礼》有司云，天子诸侯祭于祊 而绎。绎又祭也。今庙祠阙送神之稞，将移祭于祊绎，明在于留神，未得而杀。礼 郊庙祭殊，故灌送有异。”
太明二年正月丙午曰初一，主事官员上奏说：“本月初六南郊祭祀，皇上要亲自奉祭。到时候可能会下雨。曹魏时期郊祭曾遇到下雨，高堂建认为应改期于当月下旬的辛曰祭祀。晋朝时皇帝已经出动参加郊祀，适逢下雨，顾和也说应该另行选择吉曰举行祭祀。徐挥说：‘晋武帝时，祭祀有时用丙日，有时用己曰，有时用庚日。’这些让礼官们议论裁正并上报。如果可以改变郊祀日期，是不是也应该改变宗庙祭祀的日期呢?”博士王燮之议论说：“遇到下雨而改变郊祀日期，是前代已有的定论。《礼》书的传注所记述的，在辛曰举行郊祀是有根据的。《礼记．郊特牲》裹说：“郊祀用辛曰，周朝开始举行郊祀是在冬至日。”郑玄注说：“夏、商、周三代的郊祀，一概用夏历正月。用辛曰的原因，是取其斋戒自新的意思。，又《礼记．月令》裹说：‘于是选择元日，祭祀苍天上帝祈求五谷丰熟。’注解说： ‘元曰．是指上旬的辛曰。举行郊祭祭天。’又《春秋》裹记载郊祀的有两次，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祀。《公羊传》说：‘何时举行郊祀用正月上旬的辛曰举行郊祀。’哀公元年四月辛巳曰，郊祀。《谷梁传》说：‘从正月直至三月，是举行郊祀的时期。以十二月下旬的辛曰占卜而定正月上旬辛曰郊祀。如果小依从，于正月下旬辛曰占卜改为二月上旬辛日郊祀．如果不依从，就于二月下旬辛曰占卜而定三月上旬辛曰郊祀。，这已表明，郊祀的礼仪，都是在辛曰举行。晋代有时用丙曰，有时用己，有时用庚，都是因为另有议论。逮壹于十二月丙寅曰在南郊祭天接受禅让，造就是祭祀不能用卒的例子。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曰，开始把圆丘方泽的祭祀、冬至夏至曰的祭祀与南北郊的祭祀合并举行。泰始三年十一月庚寅曰冬至曰祭天，在圆斤举行郊祭。这是仍然用圆丘祭祀的礼仪，不是专门为祈求五谷丰熟的祭祀，因此又不能用辛曰祭祀。现在的郊祭享祀，既已按夏历实行，虽然祭祀的日期可以改变推迟，但认为仍然是…定在辛曰举行。徐撵所根据的，或许有不当的地方．又根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说： ‘在祖庙受命，在父庙裹灼龟甲而占卜。，艳注释说：‘受命，是指先祭告祖庙，然后退下来进行占，那么求的本义是卜郊祭这件事，而不是卜求郊祀的日子。现在祭祀的日期虽然有所改变，而郊祀的本义不变，我认为不应该再次求卜。’曹郎朱膺之议论说：“考察前代儒者所论说的郊祀，他们的议论各有不同。《周礼》里有冬至日圆丘的祭祀。《礼记．月令》裹有为祈求五谷丰熟而祭祀苍天上帝．郑玄说，在圆丘祭祀苍天上帝，以帝营配祭，这是所说的筛祭。为祈求五谷丰熟祭祀五精天帝，以后稷配祭，这是所说的郊祀，这两种祭祀举行的时间不同，它们所祭的神也不相同。儒士们说，在圆丘举行的祭祀，以后稷配祭。取圆丘所在的地点在郊，称之为郊祭。以圆丘的形体而言，称之为圆丘的祭祀。名称虽然有两个，其实就是一种祭祀。晋武帝舍弃郑玄的说法而依从儒士们的说法，因此郊祀用冬至曰。既然用了冬至曰，按理就不可能总是在辛曰。那么晋代在中原地区郊祀不用卒曰，就像徐惮所议论的那样。从束晋以来，都用正月，当是《春秋》传裹所说的夏、商、周的郊祀，全都用正月，晋代不改正朔，实行夏历，因此安排在年初，不用冬曰，全都用上旬的辛曰，这是近代的成规。祭祀的礼仪， ‘过了时限就不举行，现在是正月，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过，遇上下雨改变祭祀日期，对礼制没有违背。既已卜求了祭祀的日子，然而因事不能顺遂，里祀苍天是很敬重的事，应该再卜求祭祀的日期。高堂隆说：‘九日在南郊祭祀，十曰在北郊祭祀、’造就是说北郊祭祀可以不在辛曰举行。”尚书何偃议论说：“郑玄注《礼记》，引用《易经》说夏、商、周三朝的郊祀，一概都用夏历。《周礼》记载，凡是国家的大事，多用正月。《左传》又说在惊垫举行郊祀。那么郑玄的这种论说，实在是有根据的。各家的议论不同，有的说夏、商、周各朝都用它们的正月郊祭苍天，这是浅薄之士的辩说，对于礼制来说不可取。本来已知道《谷梁传》裹说春季三个月都是可以举行郊祀的月份，真可以说是肤浅了。然而用辛曰祭祀的说法，全都相同晋朝用庚曰己曰郊祀，说得纷纷扬扬，但就是没有见到前代施行的证据。我认为应该信从晋代推迟郊祀，仍按礼制是用辛曰。王燮之以为在祖庙受命在父庙灼龟占卜，他知道卜求的本义，不在卜求郊祭的日子，他的学识缜密”右丞徐爰的议论认为：“郊祀用辛曰，对改变郊祀期有妨碍，礼官和主管祭祀的官员，已作了很周备的考察。何偃根据礼制，认为不应该再行卜求，我的看法与他相同．考察卜求郊祭而限定时曰，到了今天这种办法应该改变，卜求应衹是卜郊祭这件事而已。辛日前十曰，已安然地为郊祀而斋戒沐浴，祭祀用的牲畜，已养在涤宫裹，没理由超过三月。他认为祭祀的牺牲已完全准备之后，虽然有事妨碍祭祀，也应该让主事官昌举行祭祀，不容许改变郊祭的日期。”众人的议论各不相同。参酌审议后认为：“应该依据《经》书的记载，遇到下雨就改用下旬的辛曰祭祀，不需要再次去卜求。如牲畜已杀，准备陈祭之后正遇着下雨，就可让主事官员去举行祭祀。”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
太常丞硃膺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为上，职总祭祀， 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寻袁山松《汉·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 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 如仪志，汉亚献之事，专由上司，不由秩宗贵官也。今宗庙太尉亚献，光禄三献， 则汉仪也。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 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愚谓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 容兼。又寻灌事，《礼记》曰：‘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 然后迎牲。’则殷人后灌也。‘周人先求诸阴’，‘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 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案《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 祼将之事。’郑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 郊未始有灌，于礼未详。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为失，则宜无灌。” 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并同膺之议。尚书令建平王宏重参议，谓膺之议为允。诏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曰，皇帝下诏令说：“我接受天命时，连续遭遇了很多艰难，战车急速地出动，要谋划的事务很多，里祭苍天的事虽然准备好了，可我没能亲自去举行祭礼。现在全国已经安定，各种祭祀都巳举行，应该遵循以前的典制，举行郊祀拜谒上帝。”主事官员查考之后上奏说，这事没有先例。黄门侍郎徐爰议论说：“卢舜的时候称为类祭上帝，殷商的时候称为昭告上帝。都是因为创业成功，德操和业绩隆盛而弘远，开创国统奠定皇家基业，一定要享祭上帝。从汉朝、曹魏以来，都遵循这一典制。高祖武皇帝征伐伪楚，置玄童还在j堰，便在京师建郊祀坛台，祭上帝告成功。我以为泰始年间应了天帝的符瑞，皇帝神武明断，王者耀武出征，战事经过了一段时间，虽然奉祀神灵做得周到，但皇上还没有亲自祭祀拜谒天帝。我认真查考晋武帝时郊祀是在二月，晋元帝时里祀祭天是在三月。有特殊的庆祝，一定有特别的典礼，不可拘泥于平常的祭祀，把祭祀限定在正月上旬辛日举行。我认为造事应交付史宫，让他们认真选择十一月的吉日，皇帝亲自举行郊祭，祭祀拜谒苍天上帝，以高祖武皇帝配祭。其余配亨的，不列入本次的祭祀。”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等赞司叁羞的议论。经过参酌审议都认为允当。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魏世 值雨，高堂隆谓应更用后辛。晋时既出遇雨，顾和亦云宜更告。徐禅云：‘晋武之 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礼官议正并详。若得迁日，应更告庙与不？” 博士王燮之议称：“遇雨迁郊，则先代成议。《礼》传所记，辛日有征。《郊特牲》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 者，取其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择元日，祈谷于上帝。’注曰：‘元 日，谓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载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 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谷梁》曰：‘自正月至于 三月，郊之时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 不从，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则郊祭之礼，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晋 氏或丙、或己、或庚，并有别议。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斯则不得用辛也。 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圆丘方泽二至之祀合于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 天，郊于圆丘。是犹用圆丘之礼，非专祈谷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飨，既 行夏时，虽得迁却，谓宜犹必用辛也。徐禅所据，或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 ‘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郑玄注曰：‘受命，谓告退而卜也。’则告义在郊， 非为告日。今日虽有迁，而郊祀不异，愚谓不宜重告。”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曰，皇帝下诏令说：“按照古代的礼制，帝王每年都举行郊祀享祭，以及举行明堂的祭祀。从晋朝以来，每隔一年举行一次郊祀，明堂的祭祀在同一天举行。因为质朴与华饰详略不同，稀疏和细密有区别。从今以后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郊祀，每隔一年举行一次明堂的祭祀。下面可作详细商议。”主事官员上奏说：“前兼曹郎虞愿议论说：‘郊祀和明堂的宗庙祭祀，都是主祭天神，而在同一天繁复地献祭，按情理说是轻慢。皇帝的诏令是让圆丘祭祀向天神报告成功，三年举行一次享祭。明堂配祭先帝，每隔一年献祭一次。斟酌情况选定吉曰，实在切合祭祀盛典。’通过咨询参酌审议一致同意虞愿的议论。曹郎王延秀重加议论说：‘改革的事宜，就像皇帝诏令所说的那样。前时虞愿的议论，实在祇是述说皇帝的诏令而已，未曾显示后来的事例。我认真查考，最初的郊祀是每隔两年举行一次，明堂祭祀每隔一年举行一次，第二次郊祀与第三次明堂祭祀，便回复到同一年举行。虞愿说从开始举行郊祀和明堂祭祀之后，应该各隔两年举行一次祭祀。以此推论，那么郊祀和明堂祭祀总是在不同年岁举行。，通报给朝廷重臣之后，他们都同意王延秀的议论。”后废帝王巡二年十月丁巳曰，主事官员奏请把郊祀和明堂祭祀，回复到同一天举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
曹郎硃膺之议：“案先儒论郊，其议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圆丘之祭。《月 令》孟春有祈谷于上帝。郑氏说，圆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喾配，所谓禘也。祈谷祀 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谓郊也。二祭异时，其神不同。诸儒云，圆丘之祭，以后 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体言之，谓之圆丘。名虽有二，其实一祭。晋武 舍郑而从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无常辛。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日郊， 如徐禅议也。江左以来，皆用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晋不改正朔， 行夏之时，故因以首岁，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礼，‘过时不 举’。今在孟春，郊时未过，值雨迁日，于礼无违。既已告日，而以事不从，禋祀 重敬，谓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 尚书何偃议：“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礼》，凡 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众家异议，或 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盖曲学之辩，于礼无取。固知《谷梁》三春皆可郊之月， 真所谓肤浅也。然用辛之说，莫不必同。晋郊庚己，参差未见前征。愚谓宜从晋迁 郊依礼用辛。燮之所受命作龟，知告不在日，学之密也。”右丞徐爰议以为：“郊 祀用辛，有碍迁日，礼官祠曹，考详已备。何偃据礼，不应重告，愚情所同。寻告 郊克辰，于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斋，养牲在涤，无缘三月。谓毛 血告泬之后，虽有事碍，便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众议不同。参议：“宜依 《经》，遇雨迁用后辛，不重告。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则有司行事。”诏可。
汉文帝时初次在遭坜祭祀地神，以昼担配祭，汉武壶时在噬祭祀后土社神，也以高祖配祭。龃以太祖配祭天神和地神，那么就没有以已故先帝皇后配祭地神了。王莽出任丞相时，引据《周礼》的记载，享祭已故先帝皇后为北郊的配祭。夏至曰祭后土之神，以高祖吕后配祭．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光武皇帝建武年间，不举行北郊的祭祀，因此已故皇后及土地之神，经常是在天坛祭祀时配享，山的一切望祭也都在祭坛的区域之内举行，共有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建毖史五元年，立北郊祭祀，派遣司空冯鲂祭高担庙，以莲昼代替旦后配祭地神。塞置初，没有设立北郊祭坛，各土地神衹，都在郊祭天帝时一起祭祀。晋成帝时设天地二郊的祭祀，南郊祭天有六卜神，即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等六十二神。北郊祭地有四十四神，即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毙无间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等共四十四神。江南各小山之神，是柬晋所立，就好像汉朝时西京关中各小河，都有祭祀等级。南北二郊所祭祀之神，官家都有记载。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人上奏说：“我听说崇奖有功德的人及举行隆重的祭祀，是历代帝王善美的典制；效法天人，从古代至今都是一致的。虽然在不同时期会有因循有变革，在不同的时代或重视质朴或提倡文饰，而其本意是在致力于教化，其道理都是一样的。想到已故高祖武皇帝和协神灵，秉受天命，弘扬每都谋事安邦的勤奋精神，树立了民众所崇仰的最高品德，皇帝以美好的德操教导人民，领上广大直达八方边远地区，和顺之气涵养天下四方，圣德教化畅达远方：陛下以圣哲继承帝业，以道义感通四海。祭祀的礼仪已废止了很久，想光大国家宏大的功业，享祭皇帝陛下已放的双亲，现在实在应该举行祭祀的礼仪。高祖武皇帝应该在南郊祭天帝时配享，至于北郊祭地神时的配祭，虽然礼书裹没有明文记载，但是前代旧的典章，常常被遵循施行，魏、晋两朝原有的典制，便可以作为前代留下的准则．我们认为武敬皇后应该在北郊祭祀时配祭。为了表达追念先人孝顺先人的情怀，使崇高的敬意传之久远，以答谢及赞扬天地，以协和阴阳。明年的正月，将在南郊和北郊祭祀天地，应该晓谕朝廷内外，认真遵循旧的典制。”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诏曰：“朕载新宝命，仍离多难，戎车遄驾，经略 务殷，禋告虽备，弗获亲礼。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谒上帝。” 有司奏检，未有先准。黄门侍郎徐爰议：“虞称肆类，殷述昭告。盖以创世成功， 德盛业远，开统肇基，必享上帝。汉、魏以来，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 晋安帝尚在江陵，即于京师告义功于郊兆。伏惟泰始应符，神武英断，王赫出讨， 戎戒淹时，虽司奉弗亏，亲谒尚阙。谨寻晋武郊以二月，晋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 庆，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谓宜下史官，考择十一月嘉 吉，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飨。其余祔食，不关今祭。”尚书令 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议。参议为允，诏可。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季，主事官员上奏说：“主尘三年止月立春曰举行祭祀，当时天气还很寒冷，可让主事官员主持祭祀．”皇帝下诏令说：“郊祀是重要的典礼，一段时间以来因国家多事，到临举行郊祀时因事情有妨碍而废止了，所以往往是依从了主事官员的奏请而停祀。从今以后因边境战事减少，衹有这祭祀的典礼为最重要，亲自奉祭天地，这本来就是固定的制度。”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诏曰：“古礼王者每岁郊享，爰及明堂。自晋以来，间年 一郊，明堂同日。质文详略，疏数有分。自今可间二年一郊，间岁一明堂。外可详 议。”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议：‘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荐，于义为 黩。明诏使圆丘报功，三载一享。明堂配帝，间岁昭荐。详辰酌衷，实允懋典。’ 缘谘参议并同。曹郎王延秀重议：‘改革之宜，实如圣旨。前虞愿议，盖是仰述而 已，未显后例。谨寻自初郊间二载，明堂间一年，第二郊与第三明堂，还复同岁。 愿谓自始郊明堂以后，宜各间二年。以斯相推，长得异岁。’通关八座，同延秀议。”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还复同日，间年一修。
成帝时在南郊举行祭祀，遇上下雨。侍中顾和启奏说：“应该返回宫廷。再选择日子举行祭祀。”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汉明帝根据《礼记。月令》有五郊迎接节气和定服色的礼仪，因而采用元始年间的旧制，在洛阳建立五郊祭祀的坛台，祭祀各方天帝和神灵，车服都依照各方位的颜色。魏、晋两朝都遵循这种制度。束晋以来，没有时间顾及修建五郊祭祀坛台。
汉文帝初祭地祇于渭阳，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于汾阴，亦以高帝配。汉 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则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北郊。夏 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 坛，山川群望皆在营内，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冯鲂告高 庙，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也。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四月庚子日，皇帝下诏令说：“古代周朝有文德，大祭明堂；汉朝业绩隆盛，敬祭汶水上所建的明堂。因为主持祭祀的没有越分过度，端正了节令，大名卓著，救世而扬名。我已故的父王太祖文皇帝功德光耀苍天，威灵昭示俗民，在国内能端庄恭敬地接待四方诸侯，以仁德救助百姓，对外能影响到八方边远的地区，威势能震动各方异风殊俗的人民，在南方能击碎强越君长的头颅，在西方能使强大的戎族君长脑碎髓流。创制礼仪振兴农耕的本业，陈乐器奏乐曲使四季顺适。补正典籍序传，在无题之外作申述；表彰并聘用贤明之臣，让深厚完美的道德广为垂范。训导勉励奖劝农桑，政风清明不用刑罚。万物通和，百神降福，行事上协皇天轨范，下能顺随地神的德泽。因此精诚贯通上天神沾，行事而生瑞兆，诸侯循道守义，河海恬静平和。我仰赖先王的大业，登上帝位统治百姓，皇天上帝赐下福佑，到现在已有十二年了我冀望宣扬先帝的美德，使它传播到永远。群臣百官可详细稽考周朝的典制，开始兴建明堂，以便在宗庙裹祭祀先帝神灵，使之配祭皇天上帝，诚敬的心得以抒发，阴阳百神都能各得其所。我永远怀念先帝，感激仰慕先人我悲伤心碎。”主事官贝上奏说：“我们查考有关明堂辟雍的事，在制度上没有明确的定论，营造也不一致，传说也很乖妄。著名的儒士和博通的学者，各举所见，有的认为明堂与辟雍名称不同而其实质相同，有的以为名称和实质都是各不相同。从汉朝直至晋朝，没有人能考辨明白。周代的书裹说，清庙、明堂、路寝的体制相同。郑玄注《礼书》，它的本义就是在这周代书里产生的。而儒士们又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属南方阳气之地，在国都三里之内。至于明堂的堂屋及侧室、门户、窗户的开向等，因世代遥远而记载湮灭，难得全面详尽考明。晋朝的侍中裴顿，是长安一带的博学之士，他详尽地查考了前代的记载，也没能确定。他认为尊崇先祖以配祭天帝，它的意义昭著，明堂庙宇的体制，理论根据不够分明，径直可建为殿堂，以尊崇天帝及先祖先帝的祭祀。其余不重要的祭祀，一概都可废止。参酌考证郑玄所作的注，没有什么凭据；裴颁的奏议，我认为可信。在国学地址的南面，实在是南方属阳的土地，平畅干燥，可以营建。所建造墙屋的规范，应该依照太庙的体制，衹建十二间，以对应一周年十二个月的数字。按照汉朝在汶水上所建明堂的图式，设置五帝神位，以太祖文皇帝配享。祭祀皇天上帝，虽有简省，但到三年大祭时，按理不可有差别。从郊祭至宫庙祭祀，也应该在同一天之内举行。《礼记》记载郊祭奉献一头牛，《诗经》裹说明堂祭祀享献牛和羊，沐浴斋戒选择祭祀的吉日的这些程序虽然相同，但质朴与繁饰却显然有所不同。况且郊祭有燎柴祭天的仪式，而明堂祭祀却没有燎柴祭天的事，那么鼎俎彝簋等礼器的配置，一概都应依照宗庙祭祀的礼仪而定。布告群臣百官，准备建筑材料挑选工人，暂时设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以商量物资使用及营建工程等事宜，在今年秋季一定要按期建成。”于是依照盏逊的议论，衹建造大殿屋宇并加雕画装饰而已，没有采用古代三十六个门户七十二个窗户的体式。左型六年正月，南郊祭祀完毕返回后，世担亲自奉祭明堂，祭祀五时天帝，以文皇帝配祭，这是采用了郑玄的议论。官府有其记录。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曰，主事官员上奏说：“南郊祭祀用三头牛。四季祭祀宗庙六室用两头牛。明堂开始建成，祭祀五帝，以太祖文皇帝配祭，不知道祭祀时要用几头牛?”太学博士动屋兴之议论说：“据塑玄注《礼记．大传》说：‘《孝经》裹记载郊祭丘逻以配祭天帝，是配祭玺盛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塞王，以配祭上帝，是配祭五帝。，五帝主管五方，方位不同功能一致，所奉用的牺牲，按理不得有所减少。太祖文皇帝亲统天地，那么他的德泽兼有天覆和地载；抚养众生，那么它的教化能协和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祖和宗的称呼，不足以彰显先人无限的美德；钟磬金石演奏的乐曲，不能播扬先人功勋业绩的盛大。因此修建明堂，帝王宽广的心怀可以显彰于天际；广泛地在宗庙配祭，是前代儒士们把握礼制本义的体现。以我浅薄的见解，认为应该用六头牛。”博士虞稣议论说：“祭祀天帝的名称虽然有五个，而所产生的实效经常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