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观点
战争观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治军思想
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 ；强调严明赏罚 ， 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 、警戒 、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与物质手段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 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 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 ；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作战指导思想
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运用有无策略、,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等。
军事辩证法思想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 ，日本研究《 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以静固，以专胜。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 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 ，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 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 令如斧钺， 制如干将， 士卒不用命者， 未之有也 ③。《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企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