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史传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
　　从开天辟地到现在可谓历史久远，而今天的人能知道古代，依靠的就是历史书籍。黄帝时代，有史官仓颉负责记录历史，可见史籍渊源久远。《礼记·曲礼》记载：“史官带着笔。”史就是使。他们拿着笔，做好记录。古代左史记录时事，右史记录言辞。记录言语的经典是《尚书》，记录时事的经典是《春秋》。《尚书》的《尧典》《皋陶谟》记录了尧舜时期的历史，《尚书》的《甘誓》《汤诰》记录了夏商时代的历史。到了周朝文王、武王时期，政务革新，周公制定法典，推算过往朝代的历法排列历史顺序，贯穿四季联系各种事情来统一记事，省称春秋。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抨击恶事，树立良好风气。自从周平王势力衰退，法制才开始散乱，伦理也开始败坏。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昔日孔子担忧王道失落，悲伤于文明崩坏，幽静独居感叹没有凤凰到来，临街看到麒麟也会悲泣。于是孔子请教乐官订正《雅》《颂》的音乐，借鲁国历史修改《春秋》。举出实例得失表达赞美，引证国家存亡为标准来劝诫；一个字的褒奖，比做官显贵还要难得；只言片语的贬斥，比身受刀斧还要痛苦。《春秋》意义深远，用字简练。左丘明在同一个时代，就领略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对每一件事情都全面系统地探讨，而创作了《春秋左氏传》。“传”是转的意思，转述《春秋》的用意，转授给后代，它实在是《春秋》的辅助文献，历史中极为难得的记事文章。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战国时代，依然保留史官。秦始皇统一七国，而七国的历史简册都有保存。这些简册只是收录了战国策士的言行，所以名为《战国策》。刘邦战胜嬴政和项羽，累积了多年的武勋和战功，而陆贾就效法古代，创作了《楚汉春秋》。汉代史官司马谈，世代手执简册作史。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甄别历代帝王功勋。如果与《尚书·舜典》中的记载作比较，帝王都不算圣明；如果效法孔子《吕氏春秋》，那么《史记》并非圣贤之作。所以取法《吕览》，把记录帝王的历史通通号称“纪”。“纪”是提纲的名号，也是包举一切的称号。所以司马迁叙述帝王时用“本纪”，记录公侯用“世家”，记录卿士用“列传”，记叙社会政治问题用“八书”，记录年代和爵位用“十表”。虽然与传统编史方法不同，却能很好地攥住记叙史实的条例。至于《史记》一书注重写实，学识丰富而广博诡辩，爱好奇异与儒家相悖，体式不统一等问题，在班彪对《史记》的评议里可以详细看到。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文质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羲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子做皇帝。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女子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知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后汉》纪传发源于《东观》，袁山松的《后汉书》与张莹的《后汉南记》，都非常驳杂而不合史法。吴国薛莹的《后汉记》和谢承的《后汉书》，疏漏颇多，真实性差。司马彪的著作翔实，华峤的著作准确，都是史书中的好作品。而先后撰述的魏代三国记传，例如孙盛的《魏氏阳秋》，鱼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有的浮夸虚设，有的疏漏无纲，只有陈寿的《三国志》堪称绝伦，荀勖和张华把他比作司马迁和班固，并不过分。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晋代的史书，由著作郎掌管。西晋陆机作《三祖纪》但没有完成，南朝王韶续写《晋纪》也没有全结束。干宝著的《晋纪》精审正确，孙盛作的《晋阳秋》简明扼要。看《春秋传经》，都能举出例子；从《史记》《汉书》之后，也就没有可以作为范例的了。东晋邓粲的《晋纪》才又出现了条例，他摆脱汉魏时期的影响，学习殷、周时代的《尚书》，虽然他偏居湘江，但的确有心做好文章，《晋阳秋》订立的条例，就是邓粲设立的规矩。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想把史书写好，必须贯通百家，让书流传千古，表明所记录的兴衰，作为后世国家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时代的制度，同日月一样长久地存在下去，王道和霸道的故事也与天地一样流传。所以在汉代初期，史官是非常被看重的。国内各个郡的文献，先集中到太史的府中，让其详细了解国家的体制状况。另外史官还必须阅读历史，研究残存的书卷。史官需要了解古代历史，确立当代书写的立意和规范，选择合适的言语，依靠经书作为准则。对君王是否劝告或者警示，应当以圣贤的思想作为依照。然后，完整明晰地评论史料，才不会出现不恰当的评述。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然而本纪和列传的样式，有编年体缀事的问题，但其文章不泛泛而谈，而是按照现实书写。只是因为时间久远，传承的过程中无法十分紧密贴切，积累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事件始末则可能有疏漏，这就是总汇史料撰述史书的困难。有时候一件事和两个人有关，同时记载难免有重复，而只写在一个人的纪传中又不够周全，这也是编排资料的不易。所以张衡说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有错误，傅玄讥笑《后汉书》冗杂，其实都是这些问题所在。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赞曰∶
　　总结：

　　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