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影响

张岱的《西湖梦寻》多被视为其散文代表作之一，但该书中有不少文字并非出自张岱本人之手，例如该书有大量文字直接引自前人《西湖游览志余》。鉴于这个原因，虽然《西湖梦寻》仍是张岱晚年的重要散文作品，但该书更值得研究的是张岱在明清易代之际，作为明朝遗民的特殊心态下的文化思考，该书至少体现了以下三方面的文化价值：它保存了明清之际西湖一带的自然、文化风貌；它反映了江南一带的名士文化；它是张岱坚持儒家文化信念的明证。

西湖风韵

自唐代以来，杭州就以繁华著称。明代中后期杭州的繁华程度超过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湖及其周边的碧水青山，本是天然图画，又有自白居易以来众多名人的遗迹或墓冢，其人文内涵也十分厚重。晚明时代，西湖不仅是杭州市民的游览休闲场所，也是文人韵士聚居之地，湖边私家园林林立，许多著名的文人如袁宏道、陈继儒、李流芳、谭元春等都曾长期寓居湖上。这里的文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汪然明的不系园就是文人雅聚的绝佳场所。

张岱成长于晚明时代，他的祖父、父亲在西湖边建有园林，他喜爱西湖，明亡前经常住在那儿，见证了晚明西湖世俗社会的繁华热闹和文人聚会的风雅清高。当山河易色、劫后馀生，暮年的张岱面对瓦砾狼藉的西湖，心中该有多少感慨与辛酸。亡国之后再来回忆晚明的西湖，这种写作行为中包含有解不开的兴亡之感、沧桑之叹，正如杨炫之有感于故都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奇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苍罗荆棘的荒凉景物才撰写《洛阳伽蓝记》。

名士文化

张岱一生都居住在杭州西湖边，他熟悉的话题只有和西湖有关的人和事物，因此盘礴在他心头的只能是他为之一往深情的故人和往事。正如陈平原所说：诉说遥远的往事，很容易带有温情；而这种温情，多少掩盖了事物原本存在的缺陷，只呈现其‘富有诗意'的一面。作为遗民的张岱失去了名士身份，但是让他终身留恋和自豪的恰在于此《西湖梦寻》中，他将这个心中的梦想寄托在笔下的人物身上，所以，该书延续和发挥了名士张岱一往深情的审美偏好和人物品评标准。

江南的名士文化底蕴深厚，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名士文化也由清赏演变为对物质的极度追求。讲求精致，崇尚奢靡成为明后期江南一带名士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张岱早年深受这种文化的熏染，至晚年回忆中仍不能忘怀。《包衙庄》、《青莲山房》分别记载了张岱祖父的朋友包涵所的风雅轶事。他打造楼船，修建八卦房，营造山房别墅，其间之繁华难以尽言，金谷、郿坞，着一毫寒俭不得，索性繁华到底。包氏的名士雅好何尝不是张岱所迷恋的呢？,《自为墓志铭》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即使这一切都已经远离，但并不妨碍张岱在记忆深处一遍遍地回味和咀嚼，这也正是他要在《西湖梦寻》中找寻的梦中的世界。

儒家信念

书中不少篇目记录了在生死大义问题上为后人景仰的死士、忠臣和义士。如《岳王坟》详细记录了岳飞、岳云、牛皋等人在国难之时身死奸人之手的史实，引文中的诗歌和柱铭沉郁而激愤；《于坟》中载录明忠臣于谦之冤屈，并写诗高度评价于少保之功绩；《城隍庙》记载临刑前大呼生作直臣，死作直鬼的冷面判官周新。

明清易代之际，深受儒家文化教育的文人不能不面临生死大义的问题，张岱在这个问题上用行动给出了答案。甲申之变后，张岱一方面继续增补、修改早期重要著作《古今义烈传》，从400余人增至572人，所增主要为甲申死难者；一方面在死节的纠结中发愤著书，于1654年完成了明史《石匮书》。虽然无法凭借《西湖梦寻》一书推断张岱在遗民身份下关于生死问题的具体思考，但仍可以看出，他在后半生中始终恪守着儒家的生死价值观，至晚年整理修订《于越三不朽图赞》便可以为此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