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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的事了。

清人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