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特点

士人阶层

战国时代是一大变革时代，旧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交替，原有统治阶级担负不起这种社会变革的重大责任，需要招徕贤能之士。各国纷纷开始搜寻能够帮助变法的人才。如秦国的商鞅、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齐国的邹忌、赵国公仲连、韩国申不害等，都为各国带来了富国强兵的体验。经济力量强大、私学兴盛和学术中心形成、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养士、学术自由交流融合，使士阶层逐渐成为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战国策》中的士严格说来包括两种，一种是贵族，尤其是做官的贵族，因为贵族本身知识水平较高，他们失去封地或原有的特殊待遇后，需要自己谋生。而常年养尊处优谋生手段有限，知识就成为他们最贵重的本钱。孔子就开启了私人教学的先河。这样，有知识的贵族即使没落也得以生存下去，如《吕氏春秋》所言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另一类则是策士，这个群体是融汇形成，成分驳杂，,并非一类纯粹的个体。称呼也并不固定，通常被称为游士、说士、辩士、权变之士、智谋之士，甚至那些著名的诸子也可被称为辩士。因他们是当时合纵连横政治活动的直接参加者，《汉书·艺文志》直接称其为纵横家。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这就是合纵连横的解释，该策略实际上是当时诸侯国之间制定的能够改变国际格局的战略决策，纵横家就是从事外交活动的主体。事实上，纵横家的活动不仅仅限于此，兼并与反兼并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形式的一种，,另外的外交斗争、军事斗争以及改革变法都有纵横家的参与。这些斗争形式看似独立，各有各的内容，实则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且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士人阶层在当时和后世还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游。士人们常常从一个诸侯国到另一个诸侯国活动，以获取富贵。只要有君主赏识，出仕并没有国别的限制，完全可能方才还在母国服务，转身就去原来的敌国，条件很宽松，没有或很少有歧视异邦学者的行为。即使孔子、孟子、墨子这种大学者，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这与当时列国争雄，需要抢夺人才有关。第二，追求人格平等。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以前，士人大多是低级贵族乃至平民甚至可能是奴隶等贱民，,春秋末年以后，对士的需求和依赖使士人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时势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要通过君主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这种自觉的行为与以前俯首听命大不相同。第三，不掩饰重利的价值观。很多策士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甚至有些十分贫穷。这部分策士进入策士行列不可避免地以追求较高的待遇，较高的社会地位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心理。苏秦就表示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追求权势富贵。,像《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两边劝，最后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苏秦既没有忠于东周，也没有为西周着想，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次的计谋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并没有考虑之后西周再利用水控制东周该怎么办。他只是两面陈说利益，自己从中渔利。等到苏秦挂六国相印后更是直接感慨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这种对追求利益的赤裸裸的表达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礼乐制度下的规范和道德，更不见容于后来大行其道的儒家。第四，,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纵横家中不乏朝秦暮楚者，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更有鲁仲连这种淡漠名利高洁不群的，在《赵三·秦围赵之邯郸》中，当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时，鲁仲连到处奔走游说，解除了赵国之难，赵国解围之后，赵国君主要封赏鲁仲连，可鲁仲连却再三辞让，终身不复见。即使出了名反复无常的张仪为报苏秦对自己事业的谋划帮助，也会发誓说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第五，身体力行。战国的诸子大多属于坐而论道，惟有纵横家把他们的主张彻底地贯彻到实践中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战国时期其实也就是纵横家的时代。

在不同时期，策士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在战国初期，社会处于转型期，发展经济、变法改革、强化政权，巩固统治者已有地位、扩大政权基础是这时期的首要任务。策士以内政的参与为主要活动，影响力较小。在战国中期，随着国际国内斗争日渐激烈，战争不断扩大，策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没有策士的参与，各国和卿大夫们甚至举步维艰，策士的活动进入繁荣阶段，大批著名策士，如苏秦、张仪、陈珍、郭隗、甘茂、楼缓、虞卿等，登上历史舞台。,而战国后期，秦成为战争的主导国家，决定了战国末期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策士较多地集中在秦国，为秦国的统一服务，包括范雎、李斯等。

战略思想

影响较大的战略思想是合纵连横，这也成为战国时期外交的精华。它使新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对立，两大敌对集团的政治斗争为战国七雄之间的混战引进了新的因素。合纵连横实质上就是当代所谓的地缘政治思想，它是春秋联盟战略的发展，是战国社会变动的特定产物。如《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所言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纵横运动支配了战国中后期的国际关系。七国几乎所有的外交与军事策略无不围绕着纵横的分合而运转，,秦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战国策士们奔走游说也无非是纵、横两种主张。所以有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的说法。

战国故事甚至可以为后世提供诸多借鉴，比如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与伍被商议谋反之事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春秋时列国交战不守关塞，这里成皋轘辕伊阙武关反复见于《战国策》，是战国时韩、楚距秦的重要关塞，而招山东之兵来对抗中央的构想则完全复制了战国时六国攻秦的计划，由此可见刘安对战国形势的熟悉。

女性参政

可能和当时社会中仍有母系氏族社会社会习惯的孑遗有关，战国时期身居高位参政议政的女性比例远比后世高，《战国策》在这方面有较为直观的反映，像楚国的南后和郑袖、秦国的秦宣太后、赵国的赵太后、中山国的阴姬和江姬等都是。不过这些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缺乏独立性，更多的还是以美色或巧言换得君王宠爱，命运的本质上仍然只是男性权力的附庸和玩物。虽然有少数女性确实有实权，但这类女性的部分实权更多局限于对后代或主君的影响或掌控，,这些权利更多地来自于其伦理地位，代表着父权家长。

在《战国策》中参政女性的族姓大部分都不可考。这可能与《战国策》的成书主要目的是游说，因此取材所载参政女性资料缺乏足够信息，还有一个可能性在于春秋过渡到战国之际，姓氏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正在过渡期。

春秋时期女性参政的范围大多局限于与自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诸如立嗣、政治婚姻等。到了战国时期，参政范围扩大，甚至出现了比如郑袖说服楚怀王释放秦臣张仪。就此类事件本身而言，女性己经出现了直接干预外交事务的现象，春秋时期虽则也有出现，但大都与夫国、母国有关，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郑袖这里，女性对外交事务的干预已经超出了血缘、亲属的范围，是单纯的以参政所带来的利益为出发点。从利益回报而言，这些干预外交所带来的外交利益也成为了女性参政的驱动力。,还有秦宣太后，也是参政掌权的典型代表。秦武王死后，秦宣太后利用外戚的势力替她与其子争夺下了王位，其子又尚且年幼，这为她将其子秦昭王的权力架空，临朝称制四十余年打下了基础。从她可以收受他国养地，接见外国使臣之事来看，秦太后拥有的权力是全方位的，对内可以任命大臣，对外可以左右外交。

对于《战国策》中提及的女性，后宫就如同她们的权谋场，她们在后宫中利用或创造某种优势与其他女子进行博弈以期达到自身目的，与策士谋臣们游走各国游说君王以显声名赢权利非常相似，但史书中对于这种工于心计的女性却往往评价不佳，她们的争强好胜被认为是挑起了后宫争斗甚至是影响了国家安定，并因此受到否定。如《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中秦公子异人借华阳夫人得以回国继位，这些女性在历史记载中着墨不多，但在史家的叙述中却成了推动历史事物走向的主导者，,甚至是两国之战、国家衰亡的罪魁祸首。在宠姬形象乃至女性形象背后是一整套男性话语体系，而由楚怀王宠郑袖所导致的国家衰亡也在暗示着美人乱政、女色误国的先验命题。

刺客

刺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作为斗争的工具的来使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大批刺客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刺客的事迹最先出现于《左传》与《战国策》等书中，对于他们的记述基本上都是历史和文学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战国策》中的刺客中比较知名有豫让、聂政与荆轲三人，在记载刺客事迹上也表现出与《左传》中对刺客一笔带过的方式不同，能够比较全面的记载刺客的姓名与所发生的事件，记载的篇幅明显变长，对刺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为生动具体。《战国策》因此成为先秦史传文学中最先出现的一篇中以一个刺客形象作为中心，并将具体的形象塑造展现于一个大的故事情节中的著作。

《战国策》还记载了个别的隐士,如颜斶。但《战国策》对隐士的思想似乎并不赞同，至少是不置可否。如《齐四·齐宣王见颜斶》似乎对隐士的思想大为赞赏，而《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又似乎对赵威后杀绝隐士的思想深表赞同。可见,《战国策》提及隐士，其兴趣不在于推崇隐逸思想，而是因为颜斶的言论雄辩，驳得齐宣王君臣哑口无言，可资纵横家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