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特色

写作手法

写人艺术

《战国策》中刻画了许多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全书涉及的人物约六百多名，其中事迹较为详细、形象鲜明者不下百来人。前后入选教材的，就包括讽齐王纳谏的邹忌、说赵太后的触龙、客孟尝君的冯谖等。其中，包括三叠式的结构艺术手法，从而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冯谖刚开始寄身孟尝君门下，虽自称无好无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门客而多次提出高标准要求。三唱中冯谖这个人物形象的贪而不足描绘得很传神，,反衬出孟尝君的宽容大度，同时也是冯谖故意试探孟尝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试探孟尝君值不值得他为之效力、赴汤蹈火。果不其然，孟尝君的礼贤下士、宽容大度让冯谖为之巧凿三窟，终身无忧。三唱三窟，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情节叙述方式，在曲折的情节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动丰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又如苏秦，对这一人物主要通过对人物本身的行动，言论做细腻的描绘来塑造苏秦。当苏秦说秦惠王时，口若悬河，力言非战不足立大功，这表现出他有一定的才识。失败后，狼狈而归，受到家庭的冷淡，就常情说，必然会灰心丧气，可是他却更加埋头钻研，在读书过于疲惫时，甚至引锥刺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再度出游六国，果然取得卿相富贵。记叙苏秦时，就是把他放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让他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充分表演，充分展示灵魂深处的东西，,从而使其个性得以展现。通过这些描述，苏秦的聪明、自信、刻苦、深于世故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

语言特色

战国策士们在游说时非常注意运用多种修辞使辞采更加动听、传神，用绚丽的词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鲜明可感。为打动人心，往往无所顾忌地分析形势，直陈利害，甚至不惜夸大其辞乃至危言耸听。从而使说辞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战国策》的骈词俪句应用一直有其独到之处，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的说法，有的学者因此称其为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就偶对数量来看，其总数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对，仅次于《左传》的1321对。其偶句、偶字总量分别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过覆盖面相对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于有限篇章，偶字骈化率已接近被尊为骈体之祖的《谏逐客书》，李斯该文的骈化率为49%。

骈辞俪句使得《战国策》第一，词锋更为犀利，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当秦王以实力不强、准备不足予以拒绝时，苏秦并不甘心，而且使用带有刺激性的言辞进一步撺掇对方，最后竟至于进行斥责，企图以激怒秦王来使其接受自己的计策。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述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让人感受到论者之语气由缓而急、由弱而强。第二，词情更为浓郁。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战国策》中的使用也尤为广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变得浅显而具体，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使话语更具感染力。全书多使用简洁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简短的，一个字或一两句话的比喻十分常见。如《秦一·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一文中，有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的记载，这便是个典型的单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虫，意在说明汉中于秦国，就像蛀虫于树木，早晚会成为祸害。

单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带有犹、若、譬如等标志性喻词，如《楚一·荆宣王问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这部分有个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将昭奚恤比作狐，企图动摇楚王对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范雎将良犬比作强秦，将跛足的兔子比作东方六国，取悦秦王的同时也使得秦王能够认真思考自己的建议。

除明喻外，还有暗喻，如《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的比喻，将三万兵士比作宝剑，强国军队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数需得与时变化的观念。

《战国策》语言还具有放言无忌的特点。战国策士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们奔走游说，就是为取得功名富贵，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从未加以掩饰，因此，这也形成了《战国辞》说辞语言表达直截了当，绝少掩饰的特点。除了敢于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迹外，许多文章甚至毫无忌惮，语言粗野，甚至不避讳谈论个人隐私。如《韩二·楚围雍氏五月》一文，楚围雍氏。韩国派使臣求救于秦，见到秦王后，韩国使者尚靳说明唇亡齿寒的道理。秦宣太后对尚靳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她又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堂堂秦国太后，竟然会对使臣说出这样的话，不觉羞耻，毫不遮掩，这场景恐怕也只有在《战国策》一书中能见到。

细节描写

描写往往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战国策》中的细节描写简洁传神。如描写邹忌，只有八尺有余，形貌昳丽八个字，简单勾勒出邹忌身材高大、貌美艳丽的样子，具体长得怎样并无实写，只有一句：可与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长得如何，同样未知。这些未定的内容反而丰富了作品语言的张力。

还有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楚二·楚怀王拘张仪》中，郑袖第一次作为王之幸夫人郑袖上场，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贱于王乎，然后鼓唇摇舌的一番分析，郑袖显得手足无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由此章末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中的一个遽字，足可见郑袖面临失宠危机时的慌乱。此章内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见描写郑袖运用何种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说，是梨花带雨还是娇嗔含笑全由读者想象，从而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叙事手法

《战国策》单纯的叙事方面笔墨并不多，大多以对话出现，其文约而事丰，以对话的形式将人物的主张以及行动联系起来，将故事情节用一种场景转换的方式来实现。叙事者常常将观点隐没在语言或是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态度和评判。评述文字的部分显然是文本的隐含作者，他通过叙事者特有的叙事视角来进行叙述从而陈其势，言其方。如《齐三·孟尝君在薛》楚国军队攻伐孟尝君的封地薛，孟尝君恳请淳于髡谋解薛之危。淳于髡面见齐闵王说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叙事者显然是站在一个全知视角下，对即将发生的事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对事情的发展以及淳于髡的反应都了如指掌，并给予掌局者般的评价。《战国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过人物的言行将隐晦的观念和犀利的评论结合起来。

对比

《战国策》就说理而言，一味从一方面说理论证，论证稍显单薄，也缺乏有力的说服。如果将两个对立面放到一起，比较优劣，对比说明，结论更为可信。

《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十分广泛，涉及到610多个，构成事件超过540个。不仅是太后、国君、贵族，还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众多的人物要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并不容易。这方面，书中很擅长运用矛盾设定和对比来展示，像《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苏秦穷困潦倒和荣归故里时的态度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势利心态。苏秦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的至亲之人都不和他说话，态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锦还乡时，,苏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后态度对比明显，而一句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体现了苏秦家人的势利，也道破了世态炎凉。

由不得苏秦都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不过，苏秦衣锦还乡后对家人的讥讽，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中国封建时期小知识分子的通病。还有商鞅，他通过制定和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处以车裂后示众，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禄为皈依的世态炎凉。

《战国策》还擅长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对比，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中，为了突出荆轲刺秦王的镇静，勇敢，作者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作为对比的次要人物秦武阳。秦武阳是燕国勇士，号称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然而，当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咸阳宫陛下，等待秦王接见之时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被咸阳宫中声势浩大的场面和秦王显赫威严吓着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荆轲先是回头一笑，,安慰秦武阳，然后走上前去，用合情合理的解释消除了秦王与群臣的猜疑，使大祸消弥于突发之前。通过两个人的对比，突出了荆轲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性格。

排比和对偶

《战国策》说辞的文辞之胜在外在结构上表现为语言上的韵散结合，句式错综变化，张弛有度，铿锵有力的节奏感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可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敷张扬厉，气势纵横，内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节奏鲜明，说理更加严密、叙事更有表现力。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进言秦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苏秦认为秦国有统一六国的实力，,希望秦王能用他来完成宏图伟业。而秦惠王却认为自己实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时机，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婉转地拒绝了苏秦的请求。

对偶也是，能够有效增加说辞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赵二·秦攻赵》中有一段苏秦游说秦王，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辞顺。苏秦将多个对偶句铺排，以齐国为前车之鉴说明秦国如果不休兵戈，必会有无穷后患。还有《楚四·庄辛谓楚襄王》庄辛的一段说辞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菱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这段说辞中，先是四个整齐的四字句，简洁明快，,紧接着以散句相随，放慢言辞的节奏，正所谓张弛有度。整篇说辞或韵或散，韵散结合，使得文辞富于变化而不显得单调。这种句式的使用，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可谓声情并茂；听之抑扬顿挫，极具冲击力。还有《赵二·王破原阳以为骑邑》中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九之用，不知阴阳之宜。这一段辞令，全是对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听之抑扬顿挫，可谓声情并茂。

矛盾

《战国策》一书不乏自相矛盾或与其他资料矛盾之处，比如苏秦，在《战国策》中主名为苏秦的，《史记》往往都作苏代、苏厉，或冠以他名。《齐四·苏秦自燕之齐》除措辞有些许差异外，内容与《史记·田齐世家》基本一致，但《战国策》的主名是苏秦，《史记》则为苏代。还有《燕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与《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内容差不多，但两者主名不同，很难说到底主角是苏秦还是他兄弟。甚至《战国策》自己都前后矛盾，,比如《魏一·苏秦拘于魏》一章，记载了苏秦拘于魏而苏厉为他向魏王游说的故事，而这部分内容在《燕一·苏代过魏》中却成了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苏秦变成了苏代，苏厉变成了齐使人。这种主名的混乱，除了传抄、整理时的无心之失，更多反映了苏秦故事不同层次之间的对立与交叉，以及传抄、整理和使用者，根据各自立场对于这种对立的处理与调和。

引用

《战国策》常常根据内容的需要随时引用经典著作、成语和民间谚语，把古语、今语、口语、警策语等融为一体。可以说，它的语言说服力很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引用，这个引用不局限于书本等某个特定范围，但一定要有说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们都好引俗语，因为俗语来源于生活，流传于民间，往往积累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朴素愿望，具有简练、形象，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特点。如《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补牢的俗语，,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犹未迟也。'是庄辛借此说明及时止损的必要性。

策士们还喜欢引经据典，像《诗经》等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典，适当的引用不仅可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据，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识储备，使论辩具备说服力。如《秦三·应侯谓昭王》引用了《诗经》，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借以劝说秦王要巩固威信，加强权力。

寓言

《战国策》寓言与同时代的其他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样，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的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个结构，即针对一个论点展开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加以论述点明主题，并且形式上常以对话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不仅能拉近交谈者的心理距离，,而且使论述的展开自然不生硬。

《战国策》中寓言题材一般分为拟人化的动物寓言、类型化的社会寓言和附会古人的历史寓言三大类。目的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游说君主、消弭灾祸，劝告君王莫信谗言、表白忠心，推荐贤才、贬退小人。内容浅显易懂，形象鲜明，寓意深刻，从而增强了辩词说服力。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苏代只用这样一个小寓言故事，就说明了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免除了燕国的一场兵祸。有人统计过《战国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则，其中56则寓言有明确的寓言讲述者，,18则无使用语境，无使用者。

如此多的寓言使用并非没有理由，与西方国家注重抽象思维不同，中国古代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在战国时期，严格意义的理论思辨文字尚未产生，而受夏商原始卜筮原始思维的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即易象思维，因而，在说理时更多的采用形象说理的方法。另外，当时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即使贵为君王，学识也不见得多高，比如梁襄王就曾被孟子评为望之不似人君。因此要想让这些浅薄的游说对象接受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就要善于引譬设喻，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寓言自然成为了最好语言工具。

根据寓言故事的角色，《战国策》的寓言故事可分为人物寓言44和动物寓言30则。比如忠且见弃、楚人有两妻、管庄子刺虎、画蛇添足、同舟而济、鹬蚌相争、狐假虎威等。

战国时代的策士们与《战国策》中的寓言是相辅相成的，策士们在游说活动中如何通过自己的说辞获得游说对象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游说时，根据游说对象的主、客观情况对说辞进行调整，适当加入寓言故事，在听者乐于听闻的状态下达到游说的目的，提高了游说的成功率。而且策士面对的大多是地位极高的人，措辞一定要委婉，因此时常需要故事来隐喻。动物们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其生物性和人类的社会性巧妙地合二为一，便达到了诙谐幽默的语言效果。,如经典的狐假虎威，将昭奚恤比作聪明狡猾、虚张声势的狐狸，将楚王比作实力强大、天威在上的老虎，既宽慰了楚王忧虑疑惑的心情，又不动声色地暗讽楚王不明事理。策士作为《战国策》寓言最主要的创作者、讲述者和传播者，使得原本零散、不成系统的寓言变得定型、凝练且意义确定，同时，在游说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担了传播者的使命，也扩大了寓言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策士们使用寓言故事来帮助自己完成预期的政治目标。当然，这并不代表寓言会对诸国政事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对各国局势产生影响。像《魏四·魏王欲攻邯郸章》使臣季梁出使途中闻魏王欲攻邯郸之消息，便中途返回去见魏王，他用著名的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看似在讲述自己在途中的所见所闻，实则是在委婉地向魏王表达自己对魏攻邯郸的看法，魏攻邯郸犹至楚而北行，所以不如勿攻这就是季梁给出的建议。这样的战争于魏国无任何益处，,还会影响魏国的长足发展，不战就是最好的选择。

《战国策》中很多寓言故事都是与战争主题密切相关的，似乎策士们使用的寓言故事都起到了预期效果，它或劝两国停止攻伐，避免第三国坐收渔利；或劝本国保存实力勿与他国开战等。

除了排难解纷、却敌存国，策士毕竟也是凡人，他们也拥有普通人的情感，在人生失意之时，在面对国君的君德浅薄、仕途的坎坷等诸多问题之时，他们也需要抒发内心愤懑。而在这过程中寓言故事就是很好的工具，寓己志于故事中、表达个人不满、郁闷的情绪。如《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甘茂逃离秦国时遇到苏代以江上处女自比，并直言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逐我也。曾官至丞相的甘茂将个人姿态放得很低，愿投奔苏代，,也就是想得到苏代引见入齐之意。为自己寻找下一个可以谋生的去处。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后期以前对《战国策》的研究，主要涉及成书情况、书名讨论、作者争论、文本校注、篇目选评及版本流传等方面。而对其寓言的讨论主要散见于《战国策》注本及选评本中。明代后期到清代盛行点评之风，很多古文选本开始收录并点评《战国策》，尤其是其中的寓言，如《天下才子必读书》就点评《西周·苏厉谓周君》于中间描写善射者‘百发百中'、‘一发不中'，而意已尽出，此为善用笔也。日本学者关修龄曾经点评《西周·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信货良剑以喻周最，,以太公喻周君也，言何不立最为太子哉。

模式化虚拟

战国时期诸侯莫不崇尚霸道王权，争胜图霸。而争霸之时对人才异常看重与提拔，一介布衣可能一番话就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这种经历令士人无不传相仿效，都试图借其才学与智谋而实现名誉地位的追求。这期间，或真或假的产生了许多关于策士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的游说故事。《战国策》的原始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了当时此类故事之多。

编纂故事的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学习与模仿策士游说的事迹。士人既要仿游说之形，亦须仿说辞之意，更要结合劝谏者所需，多方揣摩、设身处地，做出一番筹划算计。所以，他们在学习纵横名士的游说事迹之时，会将既有之事踵事增华，令固有人物改头换面，或以未有之境想象虚构等，创作出无可考证的情节与言辞。这也就是为何战国时大量的游说故事并非属于实录史实之作的原因之一。这种虚拟作品不重视情节是否完备、内容是否可靠等方面，它通常只是借助于一种有效的言说形式，,而创作出针对不同接受对象的游说辞令。

不过既然是游说，这类故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多是举四海生灵之命，尽簸弄于游士三寸之舌，属于揣度人主之思、演练谏言技巧的描述，甚至可说具有某种模式。譬如不同作品中包含相似或雷同的情节段落的情节模式化，或者在某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类似的言辞表述形式的言辞模式化。像《齐三·齐王夫人死》，齐王的宠臣薛公想知道新王后人选，乃献七珥，美其一。然后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这主意很绝，但故事情节却与《楚四·楚王后死》的内容差不多，,楚王后死后，楚王宠臣昭鱼献五副耳环予楚王，其中一对特别精美。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两则套用同一故事模式，人物行事相类，情节近于重复，模式化创作痕迹昭然。

全书言辞的模式化更多，像散见于全书的苏秦、张仪之事：张仪为连横之事，接连游说于齐、楚、赵、魏、韩、燕诸王，题目都是千篇一律的《张仪为秦连横说某王》；苏秦也一样，《苏秦为某国合从说某王》。各篇皆以张仪谓王的言说形式展开，说辞的内容、形式、语言风格都十分相似，某国方圆多少，各地哪些名城，兵甲多少万，此乃大王争夺天下之资，然后统统都是某王曰：敬奉社稷以从收尾。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苏秦诸篇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向的修改，,模式化极为明显。还有著名的张仪欺楚，且不提楚怀王是否会蠢到因同样一块汉中之地，再次被秦国受骗，仅就内容而言，它与《秦二·齐助楚攻秦》实际上是一个故事，只不过更换了人物和背景。以至于有人评论说，《国策》对于谁以地欺楚的不同记载，实际上还保留了传说的早期状态，所以主名未定。到了司马迁手里，张仪已成为名声显赫的箭垛式人物，所以《史记》就干脆把它记在张仪的账上了。

模式化虚拟的在叙事中，更重于展示士人是如何参与政局之中赢取利益、怎样耍弄心机打动诸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士人谋得实际利益。因此这些作品中，对历史形势的描述经常与当时不符，比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所对应的历史形势明显应当是秦昭王时期的，这种时序的冲突与事实的矛盾，说明这篇说辞当是后人虚构拟托的。还有《魏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有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一句，如钱穆评论时秦尚未称王，何遽筑帝宫。,除此外，文章中常常会有游说对象反应的设置，大多是臆测，显示自我游说成功，像纵横诸篇，其中频有诸侯信服，允诺献地、罢兵等描述，与当时形势大多不符。以代表性的苏秦系列推断，署名苏秦的这七篇都应该是同一系列，都是战国末期的模拟之作。应当是先有为燕间齐系列故事，战国末期的作者们在这一系列的基础上，广为搜罗虚构，创作出了与张仪相对的苏秦合纵诸篇，然后再按照苏秦的行文逻辑，反向而述，创作出了张仪诸篇，因为作者并不熟悉他所设置的苏张纵横所处的七国历史、,地理情况，因而导致错误连篇。

不过虽然是虚拟，这些作品却大都布局精巧。如《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为西周君主应对不同情况设计两种对策，《秦二·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冯章为秦王推演出佯许汉中之地予楚的成效，如此谋算得当的安排，显然不会是策士在言谈间的随口杜撰。

浪漫主义

《战国策》的虚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战国中、后期，史传领域在艺术构思上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象的因素。不论是套用情节模式或是因袭言辞模式，这些故事同文学本身的虚构性发展更具有内蕴关联。因为它们毕竟已经更加大胆地步入了脱离实录、积极改创的尝试之中，不仅使文本具有了更丰富的观赏性与趣味性，亦为后世作品中虚构、刻画、描摹、铺张、渲染等创作方式带来了开拓性的启示。

语言艺术

《鬼谷子集校注·内揵》有注曰：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进说辞就是纵横家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一言之辩，强于九鼎之言；三寸之舌，胜过百万之兵。这就是战国策士运用纵横捭阖的策略和说辩艺术，游说天下诸侯的真实写照。《战国策》倡导策略至上，而这些谋略，不外乎投其所好，巧言进谏；因其所惧，危言耸听；掩短诵长，弄虚作假；挑拨离间，阴谋暗算；倾诈翻覆，诱敌至败；夸言其长处而以利诱之，攻击其短处而以威逼之。,这就是所谓的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而对策士们来说，计谋的得逞，主要靠说。纵横家们凭借精妙的论辩技巧，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一方面为国君们出谋划策；另一方面谋求个人的功名富贵，游走于各国，在当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谓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王充《论衡·效力》也认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这里在肯定纵横家重要政治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其出色的语言艺术。,可以说，高超的论辩水平和机智敏捷的反应速度是策士们游说人主必不可少的能力。

《战国策》中说服和劝谏的场景，许多都发生在臣下与君王之间，而且大多是比较紧要的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说服者和劝谏者带来杀身之祸，至少也是无法达到目的，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苏秦舌灿莲花，可还是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最后只能是去秦而归。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说服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见，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本领，这可能也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普遍具有较高语言艺术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秦二·齐助楚攻秦》，,张仪开场便表示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这种对楚王的崇敬和仰慕的表示有助于化解楚王的戒备之心，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还有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说服过程更有趣味性，如《齐二·昭阳为楚伐魏》，陈轸在劝说楚国大将昭阳在取得对魏国的胜利后不要继续攻打齐国的时候，就讲了著名的画蛇添足。最终完成了使命。再有就是进谏时需要熟谙君王心理，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触龙以叙家常的方式，启发太后明白爱子必须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切中要害，终于说服太后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而赵太后甚至把孩子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慈母形象，也在这种对话中得到了一种反衬。

《战国策》中说服对象大多地位极高，如果没有很好的逻辑性，很难说服对方。逻辑严密的推理过程，层层推进，更能使人信服。如《齐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张丑先帮助楚王分析楚国获胜的原因，接着分析了齐国驱逐田婴的后果。整个推理过程逻辑严密，帮助楚王理清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楚王因弗逐。而且，说服对象具有很高的地位也意味着策士一句话说不对就可能有杀身之祸，因此《战国策》中拟人的使用尤其频繁，甚至因此诞生了许多寓言故事，,策士将无生命的物什人格化，既使说理形象生动，又避免了直谏的风险，使相关人能够认真听，听进去，即使不成危险也小很多。如《齐三·孟尝君将入秦》中，苏秦将桃梗和土偶拟人化，讲述了它们雨后各自的归宿，借以告知孟尝君：秦国乃虎狼之地，而孟尝君好似无所依傍的桃梗人，一旦入秦，命运便是凶多吉少。其中利害，孟尝君一听便知。

《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大量运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比喻推理。当然也不乏逻辑谬误和诡辩。在推理和诡辩过程中，让整个文章表现出相当的逻辑艺术。比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就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大前提人主之子，不能恃无功之尊，小前提，长安君就是这种，结论，长安君是无功不能自立。类比推理也很多，这也是该书主要特点之一，比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作为美男子的邹忌发现自己其实不如城北徐公，,而他身边那些人更多是为了各种目的而奉承他，由此推出，齐王肯定会受到更深的欺瞒。由于类比双方有许多共同点，使得这个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齐王也认识到自己受蒙蔽之深，因而下令纳谏，革除弊政。

铺陈夸张是《战国策》语言的一个主要特点，策士们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主观感情或突出事物本质，或渲染气氛。当然，夸张要运用地恰到好处，不能使听者反感，最佳的效果便是明知夸大，却能引起兴趣且具说服力。如《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中，张仪的游说可以说是将夸张用到了极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这种近乎吹牛般的夸张令楚王心生畏惧，最终答应了连横一事。,而在《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苏秦如法炮制，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苏秦称赞齐国土地辽阔，精兵众多，粮食无数，都城临淄经济发达，富饶程度前所未有。纵然是夸张，也使得齐王心悦诚服。当然，夸张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让听者听到不利之处，产生恐惧感，主动采纳游说主张的方法。如《秦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甘罗吓唬张唐说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处，张唐立刻表示请因孺子而行。很多时候，让对方胆战心惊和给对方很大的利益诱惑一样有效。

游说是一个需要主体、客体都参与进去的活动，如果只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那么再舌灿莲花，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机智的策士们便在耍点语言技巧，游说之前先留以悬念，以此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也为自己的游说争取到主动权。比如《齐一·靖郭君将城薛》，靖郭君将要在薛地筑城，很多门客进言都被拒绝，而一位不知名的齐人却为自己争取到三个字的机会，他只说了海大鱼，然后转身就走，靖郭君却因此把齐人留下，让他把话说完就走。,可以说，揣摩主君心理是策士必备的功课，毕竟游说对象高高在上，往往个性骄纵，若想游说成功，需得善解君意，而欲使论辩达到应有的效果，投其所好是必需的。如《楚三·秦伐宜阳》中陈轸劝诫楚王不要据守宜阳就是，楚王好打猎，陈轸便以狩猎的作比，猎者知其诈，伪举罔而进之，麋因得矣，指出再狡猾的麋鹿也逃不过有经验的猎人，最终自投罗网。韩相必定守不住宜阳，楚王不如以静制动。

语言普遍具有模糊性，《战国策》中策士为了某种目的，常常装聋卖傻，刻意曲解对方话语中模糊或多义的部分。像《齐四·齐人有冯谖者》中冯谖，去薛地收债前询问孟尝君家中有何所需，在得到视吾家所寡有者这句指示不明确的话后后故意曲解，一把火烧了封地辖民所有的券契，然后告诉孟尝君，臣所以为君市义。不过这句话的艺术在当时并没有显示，而是在几年后孟尝君被免职时，他的封地百姓迎君道中时孟尝君才明白，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见之。,还有如《东周·温人之周》，魏国温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东周，在受到审查时，他巧妙地引用《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东周国的主人，并非客游此地，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下之主自居的周君无言以对，只好放他出境。这句话是完全的断章取义，和原文抱怨自己劳作不休还没地方可跑路的原意根本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