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论俭约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凡是有兴土木的大事，必须以物资人力来衡量利弊。当初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的人力极为多数，而没有抱怨的人，顺应了力量，众人能享受建设成果。秦始皇营建宫室，但人民非常反对，因为（始皇）是为了满足其私欲，不和人民一起享受。朕现在想造一座宫殿，材木工具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事，所以打算放弃。古人曾说：‘不做没有益处的事，只挑有益的做。’‘不显耀可以引起贪欲的财货，免得搞乱人民清净的心思’。所以可知显耀财货，他的心一定被污浊了。就像雕镂器物，珠玉服玩，如果只知道享受它们，那么灭亡的时候就能数着日子到来了。自王公及之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若装饰过于豪华，便一切都停止供应并查处。”所以二十年来，风俗简朴，衣服没有锦绣，财产富饶，没有饥饿的坏情况。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二年，公卿上奏说：“依《礼》中所讲的，六月夏日，可以居住在凉台，但是现在夏天暑气没有退却，秋天凉气刚刚开始，皇宫中非常潮湿，所以请求修建一座暖阁让您居住。”太宗说：“朕有哮喘病，难道就不怕潮湿？但如果修建的话，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以前汉文想修建露台，因为怜惜十户百姓家产（而放弃这个想法），朕功德不及汉文帝，而比他还要奢侈浪费，难道是为人父母的道理吗？”所以再三上书，太宗就是不允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征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 今日不啻足矣； 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用华丽的装饰宫殿，游览、观赏池台，是帝王想做的事情，（也是）百姓不希望（帝王）做的事情。帝王想要做这些的原因是要享乐，百姓不希望的原因是（那样会造成他们）劳弊。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施行的话，那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的事情，实在不可以强加在百姓身上。我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件事都可以自己决定，如果能自我约束，如果百姓不想做，就能够顺应他们的情况。”魏徵说：“陛下本来已经爱民，每每约束自己来顺应百姓。臣听说：‘为别人着想的人能康健，以自私夺利为思想的人不能长存。’隋炀帝思想贪得无厌，只喜欢奢侈，主管官员一旦有大工程，稍不如意，就以严刑待之。上级喜欢的，下级就千方百计奉承，长此恶性循环，直到灭亡的一天，不是书中记载，陛下也亲眼目睹过。因为他（炀帝）暴虐，所以顺应天命让陛下取代。陛下如果能吸取教训，现在就不仅仅是这样了。如果不知足，就比这还要严重得多。”太宗说：“爱卿所说的很好！不是你，朕怎么能听到这番忠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近读《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辞情甚切，聪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见此事，可以为深诫。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今于蓝田采木，并已备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近来读《刘聪传》，书中说刘聪准备给他的刘皇后建造华丽的宫殿，廷尉陈元达对此痛切地陈词，竭力劝谏刘聪不要这样做，刘聪听后大怒，命令把陈元达斩首。后来，刘皇后亲手写了奏疏替陈元达求情，在文辞和道理上都很恳切，刘聪的怒气这才平息下来，而且内心感到很惭愧。人们读书，都是要增长见识，使自己获得好处，我看这件事，可以作为借鉴。近来我想营建一座宫殿，并加造层楼，现在从蓝田采办的木料，都已齐备。但遥想起刘聪这件事，我就把这项营建工程停止了。”
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未闻于封树；后世贻则，乃备于棺槨。讥僭侈者，非爱其厚费；美俭薄者，实贵其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谷林有通树之说；秦穆，明君也，橐泉无丘陇之处。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斯皆怀无穷之虑，成独决之明，乃便体于九泉，非徇名于百代也。洎乎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玙璠；桓魋专宋，葬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玄庐既发，致焚如于夜台；黄肠再开，同暴骸于中野。详思曩事，岂不悲哉？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说：“我听说，死是人生的终结，它让人回归到自然，葬就是收藏，要让别人不能再看到自己。上古的风俗，并没有堆坟树碑。只是到了后世，才在葬礼仪式上下工夫。有人讥刺葬礼奢侈，这并非是吝惜钱财，而是为了提倡节俭薄葬，避免贻害自己和子孙。所以，唐尧很圣明，死后葬在谷林，仅在坟边栽上树木作为标记。秦穆公是明君，去世后葬在橐泉，并没修筑高大的陵墓。孔子是孝子，他把双亲合葬在防这个地方，只有墓穴而不堆坟。延陵是慈父，他本可以在嬴、博两地之间埋葬他的儿子，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心里怀着长远的考虑，他要使儿子的尸体安然地埋于地下，而不是为了获得后世的赞美之辞。相反，吴王阖闾违背礼制，用珠玉做成野鸭大雁，作为陪葬。秦始皇荒淫无度，坟墓里有水银做的江河大海。季孙在鲁国擅政，他用玛瑙之类的美玉装殓尸体。桓魃在宋国专权，墓葬建造石椁。这些人都是因为在墓里埋藏了大量的财物而招致了灾祸，由于墓里有利可图而遭受折辱。有的坟墓在发掘之后，葬器都被焚烧在墓穴中，有的棺椁被打开，尸骸暴露在旷野。仔细思量往事，岂不让人悲哀。由此看来，奢侈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节俭的人可以为人师。我位居四海之尊，承接百王之弊，如果不明白如何教化百姓，睡到半夜都会为之恐惧忧虑。虽然现在丧葬的法规，在仪制中已经有详细的记载，对违礼的处罚，也在刑书中写明了，但是皇亲贵族之中依然有很多人还在沿袭着陈旧的习俗，民间很多百姓也在葬礼时奢侈靡费，伤风败俗，用厚葬来供奉死者，用高坟来表示孝道，衣衾棺椁，力求雕刻华丽，灵车冥器，也尽用金玉装饰。富贵人家破坏法度，相互炫耀，贫穷之家倾家荡产，彼此攀比，这样做有伤风俗，无益教化，造成的危害已经很深了，现在，对此应予惩治革除。凡王公以下，直至百姓，从今以后，希望各州府的官员严格检查，葬礼如有不遵照律令格式的，根据情节定罪。京城里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如有违反，要写下罪状上奏朝廷。”
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岑文本担任中书令要职，但他的房宅却低下潮湿，没有帷帐之类的装饰，有人劝他买房置地，文本叹息道：“我本来只是汉水南边的一个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只是凭借一点文墨，就当上了中书令，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享受着这么高的俸禄，已经感到很惭愧了，还买房置地干什么呢？”听他这么说，劝他的人叹息着离开了。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后，唐太宗见他的居所很简陋，没有地方祭拜吊唁，于是下令有关部门专门为他营造祭拜之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
温彦博官居尚书右仆射，但是家中贫困没有正室，他死后，只有在旁屋祭奠。唐太宗知道后叹息不已，下令为他营造祭庙，又馈赠给他的家人丰厚的物资。
魏征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征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
魏徵的住宅开始时没有正堂。一次他生病，唐太宗当时正要营造小型的宫殿，于是停下工，用这些材料为魏徵营造正堂，五天就完工了，唐太宗还派使者赠送给魏徵喜欢的素布被褥，以成全他节俭的志向。